據本報昨天報道，一位收養了七個男孩的老人，因為最小的兒子得了重病，身上僅有50元錢的他，四處求醫。但“走了很多家醫院和診所，有的見到小孩情況危殆，不敢收治，有的聽說身上沒錢，不給救治”。上城醫院環城門診部朱德軍醫生，雖然感到“小孩情況很危急，救不救治他，我很有顧慮”，但最終施救了，而且還掏錢墊付所有費用，又斥資2000多元購買了四五支丙種球蛋白，為小孩增強免疫力。以致老人感嘆“沒有朱醫生就沒老七”。
      我不禁想到，如果我處在朱德軍的位置，我會怎么辦？
      假如我像朱德軍一樣，決定救人，可能面臨三種結果：1、小孩被救活，而且病情逐漸好轉；2、小孩的病情時好時壞，陷入僵持；3、小孩救不活。
      面對這三種不同結果，我不由有這種思考：不救，自己心里這一關過不去；救，如果救不活的話，不但會對名譽帶來不良影響，而且可能還要為此承擔責任。事實上，朱德軍醫生也感到了，“救不救治他，我很有顧慮”。由此就延伸出這么一個命題：在由個體組成的社會中，當某一個體出現險境亟需其他個體救助時，如何保證求救者得到救助，施救者也不因救助行為而受到牽連？
      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是，無論是在聊天式的人際傳播中，還是在各類媒體的大眾傳播中，見義勇為不討好或反被陷害的個案不勝枚舉，如“廣州學生見義勇為被當街捅死，被搶阿婆悄然離去”，“廣西12歲少年飛身為2歲幼童擋下枯萎大樹枝，導致截癱并欠下巨額醫藥費”，“南京青年好心扶起跌倒在地的老人，并送其去醫院檢查，反被老太太及家人咬定是他撞了人，對其索賠巨額醫藥費”……于是，“少管閑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觀點盛行，并有了一定的價值土壤。
      然而，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還是有善的因子。據報載，在汶川大地震中，一位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緩的犯人，不顧屋頂垮塌的危險，返身背出呼救的腿腳殘疾的獄友；另一位犯人面對四周不斷垮塌的樓房，不顧一切地沖回去，將受傷的干警背離了險境……在生活中，這個社會上還有太多善良的人們樂于施善，他們從給予中感到快樂，體會到做人的價值和榮譽感。如火如荼開展的志愿者行動，越來越多的義工就是明證。
      朱德軍的可貴之處在于，不僅不計回報，甘愿付出，還承擔了一定的風險。令人安慰的是，不少省市都出臺了獎勵和保護公民見義勇為條例，從政府行為和制度建設上匡扶社會正義、弘揚美德。輔之于社會共識和個人責任，有理由相信，像朱德軍醫生這樣的行為將會越來越多。如此，個人有幸，社會有幸。
（葉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