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習俗使得過年氣氛更加濃厚，圖為連平縣忠信地區過年舞龍舞獅。譚興孚 攝

不少年輕人傾向于選擇旅游這一時尚的過春節方式。 譚興孚 攝

    剛剛送走了馬年的春節長假，過年的氣氛尚在心底盤旋，掛燈籠、貼春聯、迎春花市、吃年夜飯、祭祖、拜年……雖有“年關”之說，年味淡去之嘆，然作為國人心中最隆重的年終盛典，春節始終在我們心中占據著極為重要的位置，與其他傳統節日相比，也保留下了更多的傳統和講究。

     時異勢殊，關于過年，每代人都有著自己的經典記憶，打著深深的時代烙印，我們的祖輩父輩怎樣過年？我們和我們的后輩又是怎樣歡度春節？而在這背后，折射出的，是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及觀念的改變等。今年正逢馬年，讓我們在四個生于不同年代生肖都為馬的受訪對象的故事中，品一品不同時代的年味。我們都屬馬，我們這樣過年……

     過年，曾經的諸多講究

     “ 那時候過年，是有許多講究和說頭的。”60 歲的徐敬昌老人以這樣一句話拉開了話匣子。

     出生于1954 年，成長在一個物資匱乏的時代，過年，無疑是幼年徐敬昌心中的“神仙日子”。到了臘月，家里就開始籌謀著過年的事兒了，男人們想方設法多掙些錢，女眷們則忙活著多準備一些柴火，到了中下旬，家里就開始備年貨了，油果、米糕、糖，幾乎是家家都會準備的吃食。臘月二十五入年界以后，全家都一起大掃除，為即將到來的春節做準備。

     到了年三十，全家都要洗頭洗澡，換上干凈的衣服，收拾得整整齊齊的，然后端上貢品去往祠堂祭拜祖先。祭祖回來，就是孩子們最期待的時刻了——吃團圓飯。平時總是很難見到葷腥的，過年那天卻一定得有魚有肉，家長也不會拘著孩子，全家人在一起，有說有笑吃一頓“盛宴”，仿佛一年的辛苦都得到了慰勞。

     吃完飯，有“點歲燈”的習俗，“家里每一個犄角旮旯都被照得亮堂堂的”。晚上全家人還要一起守歲，拿了油果和糖等小零食，泡壺茶水，一家人圍著“火炕”嘮嗑，天南海北，天上地下，漫無邊際地閑侃。爺爺奶奶最講究這個，總是要守到天明，徐敬昌彼時還小，也總被要求子時過半了才能睡覺。

     家里長輩早已叮囑，過年要笑，不能哭，要說好話，吉利話，不讓說臟話、壞話，于是，每到拜年的時候，小小的徐敬昌都會像模像樣地作個揖，然后揚起一張笑臉清清脆脆地來上一串子吉祥話，“給某某某某拜年，歡歡喜喜，平平安安，招財進寶，恭喜發大財”，惹得親戚們一陣樂呵。

     除夕早上要喝芹菜粥，這樣新的一年人才“勤快”，年三十煮飯要把正月初四以前的飯也一起煮好，而且量要足，這樣才會“年年有余”，初一到初三也不能掃地，這樣才聚財，年初五要“掃窮鬼”，年初九要“接燈”，年十二、十三要“慶燈”……那時候的“年”，有著太多的寓意和講究，過了十五，“送了年”，過年的氣氛還要延續上一段時間。

     不同年味伴隨成長過程

     今年48 年的劉波出生于1966 年，從“物資匱乏期待過年”的童年，到“大吃大喝只求團圓” 的中年，他向記者講述了不同年代過年的不同 “年味”。

     劉波的童年在上世紀70 年代，在他的記憶中，家家戶戶從臘月就開始忙開了，大掃除、裁新衣、蒸年糕、貼春聯等。只有到了過年，父母才會給每個孩子置辦一套新衣服、新鞋子、新襪子，而且，新衣服一般都是提前做好的，放在柜子里，等到過年時才能穿。

     在那個年代，一個家庭有五六個小孩是很正常的情況，劉波家就有6 個小孩。那時物資匱乏，農村小孩子的過年零食，幾乎都是自己家制作的，像番薯干、蘿卜干等。“生活好一點的人家，過年都會準備一個豬頭，條件差一點就弄幾斤豬肉，加上幾道素菜，還有一條魚，幾乎就是那個時代年夜飯的所有菜了。”劉波說，那時候唯有過年算得上是豐衣足食，因此小時候過年，就成為了生命中最美好的記憶。

     上世紀80 年代，是劉波的青年時期，他進入部隊當兵。1985 年，在部隊第一年春節，他與戰友一邊包團圓餃子吃年夜飯，一邊看春節聯歡晚會。由于家里沒有電視，那是劉波第一次看春節聯歡晚會，第一次跟著全國人民一起倒數過年，小品、歌舞相伴，戰友相伴，讓他有了全新的春節體驗。

     1990 年，退伍的劉波有了工作，成了家。 1993 年，他兒子出生后的第一個春節，他很高興，當時，家里已經有閑錢可以買鞭炮了，他買來鞭炮，和朋友一起放鞭炮。村里的文化活動也多了，看電影、走親戚，逛街買點小玩意，從年三十直到正月十五，一家人總是閑不住，樂不夠。現在，一對兒女都上大學了，過年最大的意義就是團圓。劉波說，過年最重要的就是跟家里吃頓年夜飯，即使沒有其他的節目，但他覺得 “全家人一起過節，就已經夠了”。

     身邊的年味去哪兒了

     出生在1990 年的小琦被標上了90 后的標簽，對于過年，她最大的感覺是：“年味越來越淡了。”

     “小時候的年才叫年啊。”小琦回憶說，小時候，小年過后，村里就開始響起稀稀落落的鞭炮聲，伴著鞭炮聲，家里大人就忙著制作年貨，自己和小伙伴則圍在旁邊湊熱鬧。早在臘月，她就纏著媽媽買新衣服，年初一睜眼就急忙套上，跟小伙伴們一起去放鞭炮，一只只鞭炮從線上拆下，裝滿衣服口袋，然后點上一支香，一路走一路玩。她還清楚地記得，有一年，新衣服被伙伴們的鞭炮炸了個洞洞，自己又心疼又覺得好玩，還得想辦法瞞著媽媽，現在想想都會笑。 “那時最喜歡過年，因為有紅包收。”小琦說。記得，那時大姑家的生活最富裕，給孩子準備的紅包最大，糖果最多，大姑家的裝飾很美，讓小琦認識到自家的經濟窘困，當時的她對這些非常羨慕，父親便不失時機地教育道：好好念書考上大學，將來就能過這樣的日子。

     如今，生活水平甚至遠遠超越當時，但年的味道卻淡了很多。小琦說，現在對于過年，除了 “沒意思”，她還有點怕。2013 年剛畢業并參加工作的小琦其實并不想回家過年，“主要怕家里人嘮叨。”小琦說，回家有兩怕，一個怕被問工作，一個怕被問結婚。

     為了躲避更多的親戚的“拷問”，這個年她都是“宅居”在家度過。又一年“無聊的春節”，讓她再一次對過年的期待大大降低，她說，不知身邊的年味去哪兒了，像小時候一樣的過年幸福感再也難以找回了。

     只剩團圓最值得期待

     作為零零后的瓏瓏就覺得過年更沒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了。他很難理解爺爺口中一次一次出現的“撿鞭炮玩”的樂趣，父親總提起的擦炮和甩炮也勾不起他多大的興致，瓏瓏更喜歡玩煙花，看它們綻放出五顏六色的亮光，或是那種可以拿在手上甩著玩的焰火，噼里啪啦地炸開，他覺得十分有趣。

     “過年是什么呢？”瓏瓏想了想，覺得過年就是“有壓歲錢，全家人在一起”。每年過年，瓏瓏最歡喜的，就是全家人終于可以團圓了。爸爸在深圳工作，瓏瓏平時和媽媽還有爺爺奶奶住在一起，只有過年的時候，家人才有比較長的時間共聚一堂。瓏瓏喜歡讓爸爸媽媽并排走著，他就用小手一邊抓一個，讓他們像蕩秋千一樣把他往前面蕩著玩。

     瓏瓏還喜歡過年時候的自在，平時玩電腦玩手機，總是要跟媽媽打許久的商量，而且只能玩一小會兒，過年的時候則沒有人管他，他終于可以盡興地“打僵尸”“殺西瓜”，玩憤怒的小鳥了，他覺得這是比收壓歲錢還要開心的事情。

     對于過年，瓏瓏最厭煩的，就是到處拜年了，提著大包小包，這里那里，一天天跑下來，累得半死，還沒有半點意思，每到一處，大人們都是迅速開始一場牌局，然后吃吃飯喝喝酒，然后再上牌桌奮戰。瓏瓏很不耐煩，每次都是爸爸媽媽軟硬兼施才肯去。

     “真想不明白為什么要到處去拜年，爸爸媽媽自己不也不喜歡么？媽媽每次都說跟趕場一樣，過個年比上班還要累，那干嘛不干脆電話拜年，微信或者QQ也行啊！”每次這樣說的時候，爺爺總是要教訓他一頓，說上一長串子的道理，總歸就是一句話，“親戚親戚，多走動走動才叫親戚。”然而瓏瓏對這種說法一向不怎么認可，他老覺得，只有在拜年的時候，才發現，原來自己也是有許許多多親戚的。

  記者手記

     過年，曾經是許多輩人心中最期待的事情，國人賦予了它厚重的情感和寄托，勞累一年后的放松，勤儉一年后的盛饗，闔家團圓，走親訪友，辭舊迎新，歡樂呈祥……這些民族心理沉淀將春節凝聚成一個意蘊豐富的文化符號，“回家過年”，似乎也成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最美好的期盼。

     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背井離鄉，越來越多傳統走向衰頹，年味也越來越被稀釋，甚至有許多人感慨，農耕文化衍生出的春節已經不適應現代社會高速運轉的節奏了。物質生活的充裕使過年的豐盛美食失去了原來的吸引力，而人的物化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疏淡和隔膜，也似乎使原來密切親友關系的拜年流于形式甚至幾近于拖累，傳統的“年”，以及關于它的許多習俗和講究，似乎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了。一代一代人，關于過年都有著諸多的記憶，鮮活而生動，而現在，在年輕一代人心中，這印象卻越來越模糊，變得寡淡而貧乏，許多人都感慨，“年味”已經越來越淡了，我們似乎只能在老一輩人的描述中，找到那些遠去的年味。

     但是“年”在我們的心中并不曾遠去。春節，它不僅是那些習俗和符號，更是作為我們心中某種情感的紐帶，成為一種信仰。羈旅他鄉的游子，哪怕奔波千里萬里，哪怕在擁擠的客車中站上幾十個小時，也要回家一起吃頓團圓飯；因為各種緣故實在回不了家的，也要電話道一聲問候，成全自己心里的團圓。過年，更像是心理上的一種儀式，淡去的，是習俗，而其本質的意義卻依然堅守——團圓，辭舊迎新。

     本報記者 岳超群 鄭婷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