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肖斌

上世紀80年代末，電視屏幕上有一部嚇唬小孩的大殺器《聊齋》，那詭異的燈光和瘆人的音樂一起，孩子就只敢從手指縫里偷瞄一眼，看看又飄來什么女鬼。

長大一些，我看的第一部“傳統經典”，不是四大名著，而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盡管對文言文半懂不懂，可那些“鬼”的故事，似乎比人的故事要有趣得多，也直接得多。有時候，如果蓋住“鬼”的身份識別，就是一幕幕人間百態。

很榮幸，很多大家也是這么認為的，比如汪曾祺，還寫下了這本《聊齋新義》。他說，自己想做一點實驗，改寫聊齋故事，使它具有現代意識。而石能擇主，人即是花，這種思想本來就是相當現代的，蒲松齡在那個時代就有這樣的思想，令人驚訝。

新生事物層出不窮，汪曾祺選了另外一條路——把舊的創造出來了。汪曾祺動筆，不是大刀闊斧地改，但給故事埋下了突出一條岔路般的未盡之意。

《促織》的結局原本是大團圓式的，變成蛐蛐的兒子復活了，他的父親也功名錢財雙收。但是，皆大歡喜的結局和之前一家人走投無路的故事情緒是矛盾的，也讓一個揭露黑暗的劇本在最后作了某種妥協。蒲松齡也許是化憤怒為安慰，汪曾祺卻毫不猶豫地把兒子“寫死”了——這本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

《瑞云》的原著結尾，在賀生的“幫助”下，瑞云的臉又恢復了光潔。這個故事原本的主題是贊揚賀生的“不以媸妍易念”，這是道德意識，不是審美意識。歌德說過，愛一個人如果不愛她的缺點，不是真正的愛。在汪曾祺的改寫中，當瑞云的臉晶瑩潔白，一如當年，賀生卻不像瑞云一樣歡喜，反而若有所思。這樣一改，就是一個現代意味的愛情故事了。

據說有記者問過科學家霍金，這一生有什么事情真正打動過你？霍金回答，“遙遠的相似性”。“故事新編”的方式其實并不新鮮，民國時期，魯迅寫過一本名字就叫《故事新編》的歷史小說集；林語堂也用英語改寫過《虬髯客傳》《鶯鶯傳》《南柯太守傳》等中國古代小說，最后文言文轉英文又轉白話文，匯集成一本《中國傳奇》。

魯迅比較謙虛，1935年在給《故事新編》的序言中說，“并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卻也許暫時還有存在的余地的罷”。但魯迅改寫歷史小說，絕不是閑來無事的文人消遣。比如，大禹治水的《理水》一文，就是那個時代的“官場現形記”，其中關于“考察員”的描述，至今讀來仍覺眼熟。

林語堂的選擇標準則是，“所選各篇皆具有一般性，適合現代短篇小說之主旨……在于描寫人性，一針見血，或加深讀者對人生之了解，或喚起人類之惻隱心、愛、同情心”。林語堂的第一目標讀者是西方人，目的在于普及中國文化，所以在選定篇目之后，改的只是文風，故事主旨并無太多變化。

汪曾祺的《聊齋新義》寫于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與電視劇《聊齋》幾乎同期。他沒有憤世嫉俗，也沒有閑適格調，他想寫的，是人的現代意識，“中國的許多帶有魔幻色彩的故事，從六朝志怪到《聊齋》，都值得重新處理，從哲學的高度，從審美的視角”。

汪曾祺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這個說法也許不嚴謹、不科學，但有據可考。上世紀80年代初，汪曾祺復出，以《受戒》《大淖記事》等作品震動文壇，在一個作品研討會上，幾個青年學者給他定了個位；后來慢慢地就成了定論，學者孫郁2014年在三聯書店出過一本寫汪曾祺的書，書名就是《革命時代的士大夫》。

這里不討論“士大夫”，但孫郁說的有道理，“汪曾祺的文章還被不斷地閱讀，大概是還含著不滅的智慧與人性的溫度”。此前評價《聊齋》最普遍的觀點之一，是“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木三分”，這固然沒錯，但人性在其中是缺席的，汪曾祺要做的，是把《聊齋》里的鬼，寫成現代的人。

汪曾祺也是個有趣味的人，曾自嘲：“我事寫作，原因無他：從小到大，數學不佳。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他改了原著的一些篇名：把《郭安》改成《明白官》，但文中的官明明是個糊涂官；把《趙城虎》改成《老虎吃錯人》，但老虎比人更有人性。林語堂也改寫過《促織》，給文中的兒子起名“吉弟”，汪曾祺則起名“黑子”，還把篇名改成《蛐蛐》，風格十分統一。

《聊齋新義》只有13篇，當時有人催他多寫幾篇去出版，汪曾祺的回復是——“為寫而寫，為錢而寫，質量肯定不會好，而且人也搞得太辛苦。”

這樣的作家，這樣的書，讀來不累，讀完能想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