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志奮

我叫古志奮，1980年我加入河源警隊，在刑警崗位上一干就是25年。25年的刑警生涯，幾乎每天都與犯罪分子近距離作斗爭，我想這就是我為黨和人民奉獻自我的最佳方式。但我沒有想到的是，2004年我輪崗到河源市公安局政治處任副主任時，從此便與扶貧結下不解之緣。我的工作對象變了，工作內容也發生了天壤之別，但不變的是我30多年前入黨時的鏗鏘誓言，以及對自己精益求精的要求。下面我就講講自己駐村扶貧的故事。

比人窮更可怕的是志短

2016年，我剛到高坑村時，村里有一貧困戶叫鄒春華。鄒春華一家有8口人，家中僅一個半勞動力（鄒春華妻子肢體4級殘疾），6個孩子中最大的10歲，最小的僅2歲，當時他們全家年收入約2萬元，家庭人均純收入是全村最低的一戶。由于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村委會未將其納入上報在冊“相對貧困戶”。這一做法打擊了其一家的精氣神，全家人都覺得沒奔頭，破罐子破摔，生活也一日不如一日。習近平總書記說“扶貧先扶志”，如何讓這一大家人重新燃起對生活的希望和斗志，成了我駐村后的第一件事。俗話說“心病還得心藥醫”，考慮到未納入“相對貧困戶”是其喪失斗志的直接導火索，我決定從這個心結入手，按照工作要求和標準，奔走多地收集材料。想方設法為鄒春華一家完善各項手續，終于及時將其調整為“相對貧困戶”，使其可以按國家標準享受對應待遇。

可心結雖然解了，但斗志卻還全無。我的腦海中突然想起了小平同志的那句話——“干，才是馬列主義；不干，半點馬列主義也沒有。”現在條件有了，如何變“要他干”為“他要干”，成了擺在面前的新問題。我結合當時正在開展的幫扶措施“一戶一策”工作，主動摸上門去，向其宣傳黨的扶貧政策，鼓勵其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理清發展思路，制訂發展生產規劃，樹立脫貧信心。為了解決資源問題，我又逐家逐戶走訪了鄒春華的親戚，動員他們拉一把、扶一程，徹底解決家族的“拖油瓶”。在多番動員下，鄒春華的親戚也支持他們一家脫貧，把荒廢的農田和山地拿出交給他開墾。

土地有了，幫扶措施到位了，鄒春華的干勁也回來了，經過3年多的努力，目前鄒春華一家種田13畝、養魚4.5畝，每年養雞500余只，家庭收入水平大大提高。在解當下之困的同時，我又和他們一家商量謀劃長遠的發展，除扶持鄒春華短期家庭產業發展外，還利用產業扶持資金，資助其種植油茶45畝。待到茶花浪漫時，僅油茶這一項預期收入就有9萬-10萬元，這個全村最窮的貧困戶將跟上全國人民的腳步，一同邁入小康社會。如今的鄒春華一家篤信勤勞可以致富，把勤勞立為家風家訓。每到13畝稻田快收割時，鄒春華就會召開家庭會議，明確不聘請收割機，把勞動當作一種鍛煉，家庭成員全部參與收割勞作。年前，我到村里走訪慰問時，鄒春華拉著我的手說：“干了才知道貧困戶也能致富！”

鄒春華的經歷正是我這幾年駐村扶貧工作的縮影，扶貧攻堅最后剩下的都是難中之難、困中之困，都是難啃的硬骨頭。而比人窮更可怕的是志短，這些貧困戶普遍缺乏戰勝貧窮的斗志，“等靠要”思想根深蒂固，只有從思想上拔出窮根，才能做到扶真貧、真扶貧！

老革命也會遇到新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算是扶貧戰線的一名“老兵”了。自己先后參與了“千干扶千戶”“十百千萬干部”駐村工作。2009-2015年，我受河源市公安局黨委的指派參與了兩輪扶貧“雙到”工作。過往的這些扶貧工作經驗，讓我對于開展農村幫扶脫困工作信心滿滿。但當我來到高坑村參與此輪脫貧攻堅駐村工作時，我這個老革命還是遇到了新問題。

首先，前幾輪扶貧工作，已經把能扶的、好扶的貧都基本扶完了，剩下的都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正如前面說到的鄒春華一家，常規性的扶貧措施很難再見效。其次，此輪扶貧的工作要求之高、要求之細是前所未有的。無論是“兩不愁三保障一相當”還是“一村一品”，無論是“1+10”精準扶貧政策還是“五個精準”“四個到村到戶”，每一項要求都是解當下、利長遠的硬任務，都不是隨隨便便和敲鑼打鼓就能完成的。最后，此輪扶貧用上前所未有的新手段，無論是“電商扶貧”“鄉土網紅”還是“短視頻帶貨”，對于我來說都是一時難以掌握理解的新鮮事物。

但我遇到的最大困難還是對于電腦操作的不熟悉。此輪扶貧建立了貧困戶的信息網絡系統，需要將扶貧對象的基本資料、動態情況錄入到系統，僅錄入全村貧困戶信息一項就給了我一個下馬威。由于電腦打字不熟悉，我只能用兩個食指敲鍵盤，身邊的同志都笑稱那是“老古一指禪”。其他同志1個多小時就可以錄入的資料，我往往要折騰大半天。效率不夠只能靠時間補上，為了和工作隊的其他同志一同完成任務，不拖大家的后腿，我只能利用周末的時間來加班加點錄入，時間長了反而讓我摸到了規律。工作時間系統登錄人多，經常會出現系統卡頓，有時還會造成數據丟失，反而周末或者節假日登錄的人少，錄入的效率還能更高。3年來，我先后上傳各項數據信息幾千余條，做到了精準扶貧信息錄入及時，紙質臺賬齊全有效。通過系統錄入，自己學了多年都沒有成功的電腦操作終于得償所愿，也算是自己此輪扶貧的一大收獲。

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

回首過去4年多的酸甜苦辣，在收獲了貧困戶的支持和稱贊的背后，離不開家人對我的支持和幫助。我還記得2016年6月的那次家庭會議，那時我剛剛辦理完退休手續，光榮地退出了30余年從警生涯，但我心里仍然惦念著村里的鄉親父老們，也不想成為弄花逗鳥的退休老人，我想繼續奉獻余熱為自己多年的扶貧工作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為此，我叫齊家人開了一個普通而又特殊的家庭會議，道出了自己想繼續扶貧的心愿，本以為家人都會以自己進入遲暮之年為由而反對，但意想不到的是，在場的所有至親都一致贊成，全票通過了我繼續駐村的決定。雖然我知道，在一致通過的掌聲背后，有他們對我身體的擔憂，也有為我不能共聚天倫之樂的遺憾。

家人對我扶貧工作的支持不僅體現在言語上更落實在行動上，電腦不行的時候，兩個兒子主動幫我開“小灶”，手把手地教我操作；政策學習精力不濟時，媳婦、妻子主動幫我整理資料，摘抄干貨，打印“大字報”。每當有人說我是扶貧專家時，我總是笑著回應：我不是專家，我們家扶貧業務最差的就是我，我們家全是扶貧專家。其實我心里知道他們有多少次因為我改變了全家出行的計劃，又因為我買了多少扶貧的產品。

這就是我未完待續的扶貧故事，雖然沒有轟轟烈烈的偉大事跡，但也蘊藏著收獲滿滿的小幸福。目前，高坑村集體收入達到13.1萬元，公益性基礎設施全面完成。貧困戶收入達到預脫貧指標，貧困戶農房改造任務全面落實。同時，新建了400多平方米高坑村公共服務站，終結了高坑村無辦公場所的歷史；新建了高坑村3000多平方米文體廣場，大家終于有了一個休閑運動娛樂的場所。我想我還會繼續干下去，因為總書記說過，不獲全勝絕不收兵！

（作者系河源市公安局政治處副調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