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殷是從廣東走向全國的文學批評家，也是從北京回到廣東的文學批評家。自1960年11月任中國作協廣東分會副主席，他就回到自己文學生涯的起點——廣東。此后20余年里，嶺南文壇的風霜雨雪，他都經歷過；嶺南文壇的春華秋實，都有著他殫精竭慮的付出。

1979 年，蕭殷在省創作會議上發言。

“躬耕”花城

1959年，蕭殷任暨南大學中文系主任，自編《創作方法論》等教材，指導學生寫作，并邀請周揚、張天翼、艾蕪、林默涵、秦牧、陳殘云、吳組湘到學校講課、談創作。當年的暨南大學中文系學社如雨后春筍，后來，這些學生中出現不少作家，而更多的人走出國門，在海外主辦各類刊物，成為世界華文界的棟梁。

1960年6月，蕭殷離開暨南大學回到北京，中組部要求他回中國作協工作；當年11月，蕭殷重返故土，任中國作協廣東分會副主席，分管機關工作。

1962年1月，在蕭殷的努力下，停刊5年之久的《作品》成功復刊，周揚曾對當時的《作品》給予了很高評價。3月，首屆《羊城晚報》“花地”作品評獎，這是當年繼《大眾電影》雜志評“百花獎”之后，全國首例報刊文學作品評獎，歐陽山、周鋼嗚、蕭殷、秦牧、陳殘云等名家組成評委會。廣州氮肥廠青年工人陳國凱的短篇小說《部長下棋》被評為一等獎。多年以后，已成為廣東著名作家的陳國凱深情地懷念說：“是蕭殷同志把我這個普通工人引入文壇的……在蕭殷同志身上，我深深地體會到了‘老師’這個字眼的崇高含義。”

1966年5月，“文革”開始，蕭殷斷斷續續寫了8年的長篇小說《多雨的夏天》已完成了10多萬字，還手繪了很多張小說場景圖，撰寫了10多萬字的《寫作筆記》，詳細記錄他在創作中遇到的各類困難和解決辦法，想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結合理論研究心得，讓青年作者能從中學會觀察生活、提煉主題、安排主次矛盾、突出人物性格。遺憾的是，該小說手稿和手繪圖寄回家鄉后被侄兒燒毀，而《寫作筆記》也不翼而飛。

1967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52歲的蕭殷不堪“造反派”的批斗，在家中服下大量安眠藥。傍晚時分，他被人發現送入醫院時瞳孔已放大，沒有了呼吸，經搶救，昏迷一周后蘇醒。此后幾年間，蕭殷一直處于被批斗、關押和勞改狀態。1971年冬，政治審查結束，蕭殷到廣東省文藝創作室工作。1973年3月，任《廣東文藝》（《作品》雜志前身）主編的蕭殷，被“四人幫”公開點名列為廣東“文藝黑線復辟回潮”的典型。

文壇粵聲

蕭殷一生不斷學習，不停探討，堅守信念，在文學批評領域秉持文學創作規律，堅守藝術真理，樹立獨特風格。

1958年，“大躍進”的浮夸風吹到了文藝界，蕭殷敏銳地覺察到這種浮躁情緒，寫了《求實精神與革命熱情相結合》一文，竭力糾正文藝界的這股歪風。

1961年4月起，他組織評論力量在《羊城晚報》“花地”副刊，以開展一次“百家爭鳴”重要戰役的魄力，發起關于長篇小說《金沙洲》的系列討論，親自主持撰寫結論性文章《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旗幟鮮明地反對藝術上的“庸俗社會學”和“教條主義”。

這場歷時7個多月的討論，在當時的中國文壇產生了很大影響。《文藝報》接連兩期轉載這次討論的主要成果《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文藝批評的歧路》兩文。

蕭殷的文學典型理論表現了文學創作中戰斗與科學、理論與實踐、創作與批評的辯證關系。《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是一篇很有分量、至今仍在中國文壇有著重要影響的文藝評論名篇。

1963年，蕭殷調任中南局宣傳部文藝處處長，領導中南五省文藝工作。這一年，蕭殷不僅到海南主持了第一屆文學創作講習班，接待日本作家代表團來訪，還赴中南五省，了解各省作家協會工作，建議各地建立專業評論家隊伍，為作家提供深入基層積累生活經驗和練筆的機會，還大力提倡作家在創作時題材要廣泛。蕭殷非常重視各地傳統戲曲的傳承與發展，主張現代戲、傳統戲、新編歷史劇三者并舉，并大力推薦廣東潮梅地區戲曲曲調與民間音樂。

1964年，蕭殷應邀到武漢大學，為該校中文系、外語系和哲學系師生400多人作《關于文藝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文學藝術要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闡述現實主義創作的重要原則——“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在蕭殷的主持下，中南五省舉行了為時50天的戲劇會演。隨后，他為廣東文藝界作了關于戲劇創作的報告；為陶鑄整理在廣東思想工作會議的報告；審查珠江電影廠多部影片；出訪羅馬尼亞20天，多次與羅馬尼亞文藝界舉行會談；主持廣東各地方劇種戲劇會演，主持評戲座談會以及選戲進京匯報、選戲拍攝電影工作。他還頂住壓力，兩度在中南局宣傳部主管的《羊城晚報》“花地”副刊刊登周立波的散文《韶山的節日》。

1972年，剛獲自由的蕭殷在清遠創作學習班上詳細闡述創作規律，提出要從生活出發，創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批評違反創作規律的“三突出”謬論。

做領軍人

1976年，“四人幫”倒臺。《作品》第二次復刊的任務，落到了蕭殷肩上。蕭殷立即向丁玲、艾青、王蒙約稿。

丁玲在回信中向蕭殷坦露當時的心境：“雖然闊別多年，但我仍將你看作老同事的。幾十年的滄海桑田，人事、世事實在給我教訓太多。我真愿意躲在深山當和尚。即使現在好像已回到人間，但人間仍然使我害怕、厭煩。”

對《作品》的復刊，丁玲表示大力支持，并提出了對蕭殷的寄望：“我對你的希望是真正辦好一個刊物（《作品》），不要交給二把手三把手或一些小姑娘，要幫助他們，教他們，不要放手不管。”

“辦好一個刊物不容易……但刊物要辦成權威，《作品》是比較有聲望的，但還要加把勁。要旗幟鮮明，要有好作品，要有尖銳的、細致的理論。要不怕得罪人，要有基干隊伍（老、中、青）。要有傾向性，要培育新人。不要和稀泥，不要官辦架子。”

丁玲對中國當時文壇的一些歪風看得很清楚，她希望蕭殷能真正發現人才、培養人才，遠離小人：“你當編輯是有經驗的，現在60多歲了，有什么怕的，真正擔起擔子，培養出一批編輯人才，是有思想見地，是真正的運動健將，不是當官，不是當職員，能組織一批敢說敢想的新生力量，而又要有文學基礎，比較深刻、真正的想寫作的人才，不是想鉆營、出風頭的后補棍子、準備弄權的小人。”

“是時候了，勇敢些吧。”丁玲說，“因為是老同事、老熟人、老朋友，（所以）敢于直言，請考慮。”

不久，巴金、艾青等老作家也紛紛致信蕭殷，鼓勵、支持他辦好《作品》。盡管如此，《作品》復刊第一期發表艾青、王蒙、舒展等“右派分子”作品時，還是遭受了非難，但蕭殷頂住了壓力。很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艾青等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王蒙發表在這期《作品》的小說《最寶貴的》，被評為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與此同時，蕭殷還組織發表了一系列文藝論爭文章，在全國最早開展對“四人幫”文藝路線的批判，《作品》成為當時最先刊發了白先勇（國民黨元老白崇禧之子）的短篇小說、梁羽生武俠小說的文學刊物，成為全國文藝思想解放運動的排頭兵，風行一時，發行量達到78萬份。

1980年6月，蕭殷的《談寫作》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兩三年間印刷了4次，發行量超過20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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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殷的杰出貢獻與不朽精神

著名學者溫儒敏認為，蕭殷最令世人稱道的，主要是這三大貢獻：

一、開創中國文學評論新境界。新中國成立初期，蕭殷已是全國文藝批評戰線重要的評論家，寫出一批較高質量的文藝評論。他的文學理論深深扎根于中華大地，他堅信文學源于生活，文學必當有益于社會人生。他的文論重視個性與集體、形式與內容、傾向性與藝術性的矛盾統一關系。他服膺真理，固守良知，敢于針砭文壇時弊。他的文學批評堅定殷實，大氣銳氣，眼光獨到，并極具責任感，對中國新文學的健康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二、悉心培育文學青年。蕭殷一生關懷、扶植文學青年，用自己的肩膀支撐他們登上文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許多中國作家，都曾得到過蕭殷的關愛和指導。

三、杰出的文學組織工作。蕭殷創建了暨南大學中文系，為中國海外歸僑子弟高等教育鋪平了道路；在“華北聯大”和“暨大”任教期間，開創了學生辦刊先河，使許多學生較快地闖入創作天地；他指揮過一場震撼中國文壇的學術大討論；他領導了作為思潮先鋒的文學雜志社；他組織了多個文學創作講習班；他主導了武漢大學文科400名師生參加的大型學術報告會；他主持了為期一個半月的中南五省戲劇會演……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還在為組建廣東作協理論刊物《當代文壇報》、創辦廣州文學講習所、建立全國性文學評論獎項而嘔心瀝血，奔走呼號……

蕭殷將整個生命都融匯到新中國的文學事業中。

（來源：河源政協 河源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