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夢龍的“三言”問世之后，凌濛初的“二拍”緊接著閃亮登場。“二拍”是《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兩部白話小說集的合稱。從體例上也可以看出，“三言”與“二拍”風格大同小異，而且每部作品都是40卷，確實堪稱同一個系列。當然，相比于“三言”的收集整理，“二拍”更側重于原創性。所以，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權頁，“三言”是“編”，“二拍”是“著”。

凌濛初在創作上走的是通俗文學的路子。以《拍案驚奇》為例，該書面向大眾，筆墨涉及三教九流，以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為主。有別于“廟堂”上的俯瞰，作者更多的是從平民視角看人性，說人情，品人生。

小說是一種記敘性的文體，一般是不主張作者大段議論、直接表達觀點的。但《拍案驚奇》有一個特點，就是作者動輒跳出來評論一番。這些評論雖然未必有多深刻，但不僅表明了作者的立場，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民間的態度。

職業標簽歷來存在，古代尤其突出。對社會上的各個群體，作者以平視的方式，直白表露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之處。比如第八卷《烏將軍一飯必酬陳大郎三人重會》，開頭便是對強盜的議論。作者說：“天下哪一處沒有強盜？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誤國欺君，侵剝百姓，雖然官高祿厚，難道不是大盜？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著父兄勢力，張牙舞爪，詐害鄉民，受投獻，窩贓私，無所不為，百姓不敢聲冤，官司不敢盤問，難道不是大盜？有一等做舉人秀才的，呼朋引類，把持官府，起滅詞訟，每有將良善人家，拆得煙飛星散的，難道不是大盜？”一番話直抒胸臆，批判現實，可謂頗有見地，這完全是站在百姓的立場來看問題。相比于強盜，對于“拐子”（人販子），作者就沒那么客氣了。在第十六卷《張溜兒熟布迷魂局陸蕙娘立決到頭緣》開頭就說道：“話說世間最可惡的是拐子。世人但說是盜賊，便十分防備他。不知那拐子，便與他同行同止也識不出，弄喧搗鬼，沒形沒影的做將出來，神仙也猜他不到，倒在懷里信他。直到事后曉得，已此追之不及了。這卻不是出跳的賊精，隱然的強盜？”

對人如此，對事亦然。世相百態在《拍案驚奇》諸多篇幅中徐徐展開，作者不甘于客觀記錄，同時要做一名“判官”，努力形成“輿論導向”。比如，對于勢利現象，作者時不時要亮出自己的觀點。第二十卷《李克讓竟達空函劉元普雙生貴子》開頭這樣評說“世人情態”：“世間人周急者少，繼富者多。”“比如一邊有財有勢，那趨財慕勢的多只向一邊去，這便是俗語叫做‘一帆風’，又叫做‘鵓鴿子旺邊飛’。”在作者這些貌似無奈的嘮叨中，當時社會風氣可見一斑。第二十二卷《錢多處白丁橫帶運退時刺史當艄》開頭說道：“如今人一有了時勢，便自道是萬年不拔之基；旁邊看的人，也是一樣見識。豈知轉眼之間，灰飛煙滅。泰山化作冰山，極是不難的事。”

作者描繪人性，少不了體現自己的價值觀。凌濛初雖然出身官宦人家，思想認識卻與當時的市民群體比較一致。所以，他們所批判的與所欣賞的，與傳統士大夫的“三觀”也許有所區別。這些故事，可以管窺市民小說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他們討厭滿口“仁義道德”的虛偽行徑，而不回避物欲情欲需求上的普通人性。從后人的角度來看，某些方面甚至顯得有幾分“前衛”。

以今人的文學創作標準衡量，《拍案驚奇》幾乎談不上什么“手法”“技巧”。但在那個年代，作者能從平民的視角打量社會，檢視人性，為后人了解那個時代的思潮與風貌提供若干佐證，顯然是小說史上的一個進步。這些散見于各篇的議論，相當于今人所說的“雜文筆法”，雖然與現代小說的風格不合，但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作品當時的教化功能。畢竟，那個時代的市井受眾，也許更習慣以這種方式聽故事、明道理。

作者：李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