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王朝，統治者主張敬天、孝祖、敬德、保民，重視尊老敬賢的教化。要求每個社會成員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在家孝順父母，至親至愛；在社會上尊老敬老，選賢舉能；在國家則忠于君王，報效朝廷。周代規定，“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一級的封建貴族官員，七十歲就要把執掌的政事交還國君而告老還鄉。貴族官員致仕后，朝廷把他們奉養于各級官學。《禮記·王制篇》說：“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又說：“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此所謂“國老”，就是卿大夫一級年老致仕的封建貴族；所謂“庶老”，就是庶民百姓中德高望重的長者。周代的學校就是官學，把“國老”、“庶老”們安排在官學養老，讓他們兼任學校的老師，傳播知識，推廣教化，可見當時不但注意到了養老，而且已注意到了發揮老年人的智力資源。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老有所養、老有所為。
　　周代不僅倡導尊老敬賢的道德風尚，還要定期舉行養老禮儀。周代的養老禮儀包括朝廷和地方兩個層次。在朝廷，天子一般都要定期視察學校，親行養老之禮，在太學設宴款待三老、五更及群老，以示恩寵禮遇。在地方，則每年都要定期舉行鄉飲酒禮。鄉是周天子及諸侯都城四郊的基層組織單位，以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相傳天子有六鄉、諸侯有三鄉。舉行鄉飲酒禮時，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享有特殊的禮遇，他們不僅受到晚輩的伺候，還依年齡而別，年齡越大，享用的美味佳肴也越豐富。舉行鄉飲酒禮的目的在于正齒位，序人倫，尊老敬賢，敦睦鄉里。 周代朝廷對老年人及其家庭也實行優惠政策。《禮記·王制篇》規定，老人五十歲以后，不再服勞役；六十歲以后免服兵役。朝廷還根據戶口冊核查老年人的家庭及其財產情況，規定“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這是說，八十歲老人的家庭可有一子免服兵役和徭役，九十歲老人全家可以免服兵役和徭役，以便讓其家人安心在家服侍老人，恪盡贍養老人的義務。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倫理道德觀念和基本的規范。《論語》、《孝經》等書記載了孔子在這方面的大量言論。以致中國人之重孝道，幾乎成了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點。孝作為華夏民族傳統的道德觀念，經孔孟儒學的發揮，以及歷代帝王的提倡，確實是深入民心，難以動搖。佛教傳入中國，最后也不得不把“無夫無君”的教義改變為“忠孝”的說教；基督教傳入中國之初，也不得不改變“不能崇拜偶像”的誡條，允許信徒“祭祖”……
　　孔子在《孝經》中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親愛，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孔子認為，為人子女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的法則，是人們應該身體力行的。可見孔子對孝道的看重與推崇。記載他僅有數千言的《孝經》，以孝為綱，歷陳“五等之孝”，提出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個等級所應遵守的基本規范，成為兩千多年來的文化經典之一。
　　《論語·為政》里也記載了孔子的許多弟子向他問孝的事情。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對子游的發問，孔子說得極有道理。關于如何具體行孝，孔子在這里突出了一個“敬”字，很是精僻到位！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孔子明確地提出在伺俸父母時，還要做得和顏悅色。他特別強調這個態度問題，主要是在于為人子女者的孝心是否根于誠篤，要求子女要確實出于敬愛之心，真心實意。
　　《孔子家語·六本》篇里還記載著這樣一個件事：曾子犯了小過，斬斷了他父親曾皙以吳國覓來的瓜種，曾皙一怒之下用鋤柄將曾子打昏了。曾子蘇醒后問父親：“剛才我犯了過錯，您老教訓我，沒累著您吧？”之后回房彈琴而歌，好讓父親聽見，表示他挨打后沒有不適，孔子知道后批評說：“一點小事，曾皙不該暴怒杖罰，而曾子也不該委身以待杖罰，如果萬一為父打死，死得沒有道理，人們就會指責曾皙的不義，這是大不孝！”這顯然是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不攻之擊。可見， 古時把孝當成子女對父母百依百順也是對孔孟觀點的曲解。
　　關于孝孔子還有一句名言：“父母唯其之憂。”這句話的意思是，為子女者要想想自己生病時，父母那種憂愁、擔心的心情。言外之意，不言自明。這句話的深意還在于：為人子女者除了因病使父母擔憂外，其他的一切都不要讓父母操心，如安全、守法等,作到了這些也是孝。
　　孔子的弟子曾子受孔子孝道思想的啟示，由事親之孝，擴展為五倫之孝，認為做人之道，除尊敬父母師長、供養侍奉外，還要潔身自愛，力爭進取；上則盡忠報國，下則愛人以德。否則：“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儒家之孝，由父母之孝，演繹成五倫之孝，推家及國，以孝齊家，以孝治國，極力推廣孝道的教化。
　　自秦代后，歷代朝廷也都注意從正面導向，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義傳》，就是表彰孝子，讓他們青史留名。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漢王朝就提倡“以孝治天下”，選拔官員也把“孝”作為一個基本標準。唐朝時，參加醫學、算學、律學考試的人不用讀五經，但《論語》、《孝經》卻不能不讀，類似現代大學的“公共課”；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孝經》也是《十三經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釋的儒家經典。到了宋代，我國的儒學倫理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但其間宣揚的孝道有的偏離了儒家的基本原則，在歷史上起到了較大的誤導作用。到了清代的康熙、乾隆等也極力提倡孝道，他們經常舉行“千叟宴”，頒詔“旌表百歲”，昭示其尊老敬賢的教化，推行其以少勝多的統治政策。我國歷代的法令都有類似的規定，凡需贍養老人者，官府可以減免其徭役和賦稅，有罪者可以減輕其刑罰；同時都把“不孝”定為十惡大罪之一，不肯撫養甚至辱罵毆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被官府嚴厲處治，甚至處以絞刑和腰斬。
　　由于受儒家倫理觀念和統治階級的影響,在我國古代的民間,關于孝道與崇老的文化和習俗,則有更為豐富的文字記載。就是說，在我國的封建社會,孝道作為一個基本的社會問題,完全納入了社會道規范和法律規范的范疇,做到了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已經發展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