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鐵柵欄是氏各莊通往地鐵的必經之路，它就像一道閘門，早晨，"蟻族"像水一樣流出去，晚上，又回流過來

　　文/片 本報記者 魯超國

    最早發布“蟻族”報告的學者廉思，近日再次發布了針對大城市高學歷底層青年的報告：30歲以上的“蟻族”比例在增加，畢業于“211”重點院校的“蟻族”比例也在大幅上升。很多大齡“蟻族”要比年輕“蟻族”更無奈，但也更理性、更現實。有人說，當代青年身上背負了太重的負擔，一些年輕人甚至以此為理由不思進取。其實，哪一代青年不是負重前進、承擔著家庭的責任和國家的希望？

　　“我現在真的沒有什么雄心壯志了，能在北京買一套房子，就是我最大的夢想了。”宋時奎剛搬了家，從小牛坊搬到氏各莊附近。

　　小牛坊和氏各莊都是北京“蟻族”的居住聚集區。今年已經41歲的宋時奎仍然過著“蝸居”的生活。

　　“蟻族”，指的是畢業后無法找到工作或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鄉結合部的大學生。該群體具有三個典型特征：大學畢業，低收入，聚居。

　　最早發布“蟻族”報告的學者廉思，近日再次發布了針對大城市高學歷底層青年的報告：30歲以上的“蟻族”比例在增加，畢業于“211”重點院校的“蟻族”比例也在大幅上升。

　　“出身于底層卻又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改變自身命運愈加艱難。”這是廉思得出的結論，“他們上升的渠道越來越窄。”

　　“這里住的還不如家里”

　　按照2004年大學剛畢業時的人生規劃，劉剛覺得自己5年內應該是一家公司的中層領導，哪怕不是個領導，收入至少也會在5000元以上，最起碼，肯定要搬離唐家嶺了。

　　唐家嶺位于北京市區西北五環外的西北旺鎮，屬于典型的城鄉結合部，被稱為“蟻族”聚集地。

　　7年了，他唯一實現的就是：搬離了唐家嶺。因為2010年6月，唐家嶺被拆。

　　可是，他現在居住的氏各莊，比唐家嶺距離北京市中心還要遠一些。

　　莊內建筑以4到6層桶狀樓房為主，道路狹窄，路旁是各種商鋪、垃圾堆、廣告牌和雜物，凌亂不堪。

　　以前一間房子的租金一個月二三百元就夠了，現在得五百多。

　　只是房子的條件比唐家嶺的稍微好些，地面是瓷磚的，并有一個獨立的衛生間。

　　這里狹窄的小街每到晚上便熱鬧起來。

　　張曉松一手提著剛買的青菜，一手攬著腆著大肚子的媳婦往“家”走。

　　記者和他有一段對話：

　　“你今年多大了？”

　　“30了。”

　　“也在這兒租房子？”

　　“是啊。”

　　“多大面積？”

　　“十多平米吧。”

　　“媳婦懷孕幾個月了？”

　　“7個月。”

　　“打算讓孩子在這里出生嗎？”

　　“不可能，打算回老家生。”

　　“你現在是什么職業？”

　　“什么掙錢干什么。”

　　……

　　宋時奎搬過三次家了，2008年初來北京時他住在小牛坊。一年之后，他搬到了六里屯，換了個稍大點的房子，十多個平米。就在前兩天，他又搬家了，在氏各莊附近租了個兩室一廳，月租1700元，他把在農村的妻兒都接過來了。

　　小牛坊、六里屯、氏各莊、小月河等都是“蟻族”聚集區。

　　宋時奎還記得，2009年，他還在六里屯住的時候，從農村來的妻子和兒子過來看他，兒子進京后一直興高采烈地，可是下了地鐵往住處走的時候，走著走著兒子不說話了。他知道，兒子在家一定幻想著爸爸住在高樓大廈里面，但是他住的地方嘈雜而臟亂。一進門，兒子說的一句話讓他至今記憶猶新：“這里住的還不如家里。”

　　“那時候，可以用胸懷壯志來形容”

　　在多次電話預約和短信交流之后，張曉松終于接受了記者的采訪，這次采訪是在11月3日深夜11點半開始的，而且是在網上。

　　“我真是太忙了，實在是太累了。”甚至，在網上聊天的時候他也懶得多打字，大多用簡短的幾個字來回答記者的提問。

　　張曉松是河北人，2005年大學畢業后來到北京，身上只帶了父母給的800元錢。

　　“那時候，可以用胸懷壯志來形容吧。”雖然，當時和朋友合租擠在一間幾平米的小屋里，可是他喜歡用“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來安慰和激勵自己。

　　他剛開始的工作是銷售電腦，基本工資只有500元錢，賣出電腦后可以拿提成。

　　他當初為自己制定的目標是：攢夠一定的資金，積累一定的經驗，建立一定的人脈，然后自己開一個店鋪。

　　在當了兩年零七個月的電腦銷售員之后，他積攢了6萬元錢，然后和兩個朋友每人拿出4萬元，合伙在中關村租了一個店鋪銷售電子產品。

　　現在，張曉松自己干，主要是做U盤批發，他說不清楚自己到底實現了目標沒有。“其它的也賣，說實話，我都說不清我到底賣什么，反正是什么掙錢賣什么。”

　　對于未來何去何從，張曉松說自己沒時間去想這些事情。生活就像一個高速旋轉的陀螺，他已經慣性地跟著旋轉，停不下來，也許他根本不愿去想。

　　面對現實，宋時奎也坦言：“我讀博士時的雄心壯志早已灰飛煙滅了。”

　　從嚴格意義上講，宋時奎應該算不上“蟻族”，用“蝸居”來形容比較合適。他現在一家外企工作，工資還是比較高的，但是，外企不給解決戶口問題。

　　但宋時奎所面對的，和大多數“蟻族”并沒有太大區別。

　　宋時奎是那種堅信“知識改變命運”的人。他是山東莒縣人。1991年大學畢業之后回到縣城教書。連續參加6次考試后，他終于在2000年考上了研究生，然后又繼續讀博士。他是村里的第一個博士。

　　2008年宋時奎博士畢業時已經38歲了，他本來還想出國深造，但是實在沒有經濟來源來支撐。為了供他上學，妻子在農村省吃儉用還借了不少錢。他和妻子1994年結婚，1995年兒子出生了。妻子在家一邊照顧兒子一邊供他讀書，“她為我們這個家付出了很多。”

　　畢業之后，他只能和其他年輕人一樣面對找工作的艱難，盡管他在2007年做的實驗課題大豆基因轉化成功。

　　他曾回學校所在地的一家農科所應聘，是導師推薦的，投了簡歷后一直沒有音訊。

　　后來，也是在導師的幫助下，他到了一家外企工作。

　　“我妻子說，我這個學不該上。”宋時奎說，為了上學他已經和妻兒分居多年，“我甚至不知道兒子上幾年級，他上五年級的時候我還買四年級的書郵寄給他。”

　　堅持還是回老家？

　　宋時奎平時不怎么喜歡回莒縣老家，哪怕是回去，他也是看看老父親，窩在家里不愿出門。“在鄉鄰眼里，我是博士，我在北京，好像非常了不起，其實呢？冷暖自知。”

　　宋時奎也不是沒想過，在北京掙幾年錢，然后回到家鄉買棟房子，“但是已經回不去了，不是不愿回去，而是沒臉回去。”

　　對社會階層頗有研究的北京工業大學教授胡建國認為，“蟻族”現在只能算是中產階層后備軍。

　　這是他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劃分的，而不是經濟學，“按照經濟收入劃分在中國也是不合理的，你說一年收入多少才算得上中產階層？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

　　他坦言，如果按照收入來劃分的話，“蟻族”算得上底層了，和農民工一樣，是城市里的弱勢群體。

　　而且，胡建國認為，“蟻族”改變現狀非常困難，“哪怕有的人上升，也是非常緩慢的。”他舉了個例子，就像跑馬拉松，最后一名跑到第一名的可能性非常小，在起跑線上已經輸了一大截，“有很多人可能堅持不下來被甩出去”。

　　“根據我們的調研，很多大齡‘蟻族’表示，在北京干幾年多掙些錢，回家也就有了資本。”廉思告訴記者，很多大齡“蟻族”要比年輕“蟻族”更無奈，但也更理性更現實。

　　劉剛的同事兩個月前辭職了，和老婆一起回老家了。小兩口在北京呆了7年，攢了十幾萬塊錢，“現在縣城開了個小店，聽說他們打算在縣城買套房子。錢掙得不多，可是壓力小多了。”

　　劉剛已經開始矛盾了：到底是堅持在北京，還是回河北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