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守營

　　每次給老朱打電話，電話那頭都是底氣十足的寥寥幾句。7月6日下午2點，老朱出現在了山東省章丘市明水鎮第一派出所，一頭白發一根根直豎著，紫赯臉龐，憨厚而樸實。見到記者，老朱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聽說你要來，我刮了刮胡子。”

　　老朱叫朱守營，今年65歲，是派出所聯防隊的一名隊員。從事“反扒”40年來，他抓了將近1700個賊，被稱為“農民神捕”。抓賊或許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事，但是老朱為了“天下無賊”的愿望，一干就是40年，不計報酬，看淡榮譽、名利，著實令人敬佩。

　　當記者提出去他家看看時，老朱同意了，騎著電動車帶著記者穿梭在小鎮的街巷間。

　　小偷都躲他遠遠的

　　明水鎮地處山東濟南近郊，是宋代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的故鄉。街邊綠樹蔭中隨處可見澄澈的泉水，百脈泉、墨泉……這里有“小泉城”的美譽。

　　朱守營就出生在這個鎮上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他識字不多，但自幼干活有把子力氣，腿腳也好，遇到不平的事總會挺身而出。老朱說，他父親當了一輩子村支書，從前經常囑咐他，做人要堂堂正正。20歲時，鄉親們推舉他當了治保主任。

　　1972年的一天，老朱正在明水集市上閑逛，突然，一陣悲痛欲絕的哭聲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位老人賣糧得來的100元錢被偷了，這可是給兒子治病的救命錢啊。這一幕刺痛了老朱，“現在想起來，還恨得牙根癢癢。”

　　那時，明水鎮的治安比較混亂，打架斗毆、小偷小摸的事時有發生。派出所集中了各村各街維護治安的隊員，組成聯防隊，平時也不回家，吃住都在所里，老朱也是其中之一。

　　就這樣，老朱在聯防隊一直干到退休，又被返聘回來，轉眼已經干了40年。經年累月的歷練，與小偷明里暗里的無數次較量，使老朱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小偷的眼神都賊得很，我一看就知道。”行色匆匆的人群之中，小偷一個飄忽的眼神，一個不經意的動作，就足以讓老朱嗅到一絲訊息。一次，老朱和同事正在章丘蔬菜公司門口調查一樁案子，兩個操著外地口音的男子恰好從他們身邊走過，老朱看著他們的眼神不對勁，急忙對身邊的同事說了一句：小偷。說著，兩人一前一后，撲了上去。40年來，老朱沒有一次失手，他在派出所的錯抓記錄是零。“80年代，我在街上溜達一圈，就能抓回來幾個賊，那時候，抓到賊還要游街，現在講究得有證據。”對老朱來說，“反扒”不僅是工作，也是生活，他的作息時間完全配合著小偷的作案規律。老朱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一早起床先伺候患有腦血栓的妻子，八九點出門，中午在單位吃完飯再去街上轉悠，下午2點回家給妻子做飯，4點再次出門，直到晚上8點才回家。

　　在街上巡邏時，老朱經常會坐在百貨大樓對面的修鞋攤上，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偶爾，他也會感慨“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前些年，我一年能逮四五十個賊，但今年到現在，我只逮了一個。”旁邊修鞋的一聽，笑了：“有你老朱在這里坐鎮，賊也不敢來呀！”是啊，40年里，老朱抓了將近1700個小偷，一句“老朱來了”足以讓小偷躲得遠遠的。

　　這個老頭不怕死

　　論起抓賊來，老朱不但有火眼金睛，還有拼命三郎的精神。在與小偷正面交鋒中，有時，他還面臨著生死的考驗。

　　2003年3月23日，老朱在街上溜達，看到有兩個人總圍著停在路邊的摩托車打轉，“這是兩名盜車賊”，老朱趕緊打電話通知派出所。就在干警實施抓捕時，躲在附近一輛白色面包車里的另一名盜車賊發動了汽車，打算逃跑。警察們距離面包車還有二三百米，眼見要漏網了。老朱撲了上去，兩手死死抓住敞開的車門。車不僅沒停，反而越開越快，掛在車外的老朱腳拖在地上，那時老朱已經56歲了。干警急了，邊追邊喊：“站住！要不我們就開槍了！”賊也慌了，車撞到墻上停了下來，老朱一下子被摔出去四五米。”事后，這個賊說：“我看是個老頭，以為一開車，他就害怕下去了。結果沒想到，這個老頭不怕死。”

　　后來，派出所領導考慮到老朱歲數大了，怕他再有危險，就給他配了兩個年輕人，既可以保護他的安全，也可以跟著他學學怎么捉賊。

　　2004年的一天，老朱帶著兩個徒弟在街上巡邏，走到章丘市政府附近的商鋪時停住了，他發現了3個偷竊摩托車的賊。“這仨小子是偷車的，咱正好一對一，把他們給逮了。”說著，師徒三人和那三個賊糾纏在了一起。別看老朱快60歲的人，抓一個小賊還是綽綽有余的。可沒成想，旁邊還有一個望風的，看著同伙被一個老頭抓住，他提著棍子沖出來，照著老朱的頭就掄了上去。老朱一閃身，棍子打到背上，他顧不得疼，回頭把棍子奪了過來，一轉身又把那個賊給放倒了。

　　記者問老朱怕不怕，他說：“有啥可怕的？他們是作賊心虛，我做的是正事，邪不壓正！”老朱告訴記者，前不久，他遇見一個小伙子，從前也是跟老朱過過招的賊，那人恭恭敬敬地給他遞上了一支煙，老朱知道，這個小伙子改邪歸正了。

　　每月工資1300元

　　老朱的家在明水鎮的一條巷子里，門口掛著個“浴池”的牌子。在鄰居家明亮瓷磚外墻的映襯下，老朱家暗淡的磚墻更顯得簡陋。朱家的二層小樓建于上世紀90年代，他和妻子住在樓下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里。外面陽光燦爛，屋里卻黑漆漆的，打開門，一股霉味和潮熱襲來。開燈，不到10平方米的屋子里，一切都是昏暗的，已經看不出顏色的老式櫥柜上隨便放了些碗筷。

　　這個家唯一的亮色就是墻上掛的照片，都是老朱受表彰時與領導們的合影。照片中的老朱，穿戴整齊，手捧鮮花，和眼前的老朱判若兩人。

　　老朱的聲音，不時被刺耳的金屬切割聲蓋住，二樓被改成了一間間獨立的浴室，要趕著在冬季來臨之前完工。老朱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幾年前三兒子在一次車禍中去世了，幾個孩子都沒什么正式的工作。開浴室，就是大兒子的營生。“您在鎮上是個名人了，又做了這么多貢獻，為什么不跟領導說說，解決下家里的困難？”老朱搖搖頭，“我不想給別人添麻煩。”

　　老朱一個月的工資是1300元，除了他和老伴的生活支出，還要接濟兒女。老朱對經濟上的窘迫看得很淡，“前幾年，我只能拿到300塊錢。現在多了1000塊。藥也便宜了，老伴的藥以前是8塊一瓶，現在是兩塊。”

　　盡管家里人都不太支持老朱去抓賊，擔心他的安危，但也拿他沒辦法。“我這個人倔，他們管不了我。”同時，老朱對家人也懷著一份愧疚，“光顧著抓賊了，很少能照顧到家里，而且越到節假日越沒法休息。”

　　晚上8點，天色暗了下來，行人也漸漸少了。老朱坐在路口的鞋攤前，靜默得如同一尊雕像。榮耀，只是一時的光輝，而更多的時候，老朱就是那個走在街上、坐在路口默默工作、默默生活的人。然而40年來始終不渝的堅守，讓他有了別樣的光彩。(據《環球人物》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