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塔又被稱為“中華第一塔”   趙劍 攝

“滄州的獅子、定州的塔、正定府的大菩薩”，這是久行于河北省中部一帶的風物傳語。定州塔在這一歷史遺物廣布的平原地區民間影響的獲得，實源于其擁有的高83、7米、基座周長127、65米的過大體量。這有似于當下旅游圈內“第一”崇尚的現象。

“定州塔”，是該塔的現俗名，在1986年縣改市之前習稱“定縣塔”，而其書名，應當是1961年3月4日國務院將其列入第一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公布的名稱，即“定縣開元寺塔”，現書稱“定州開元寺塔”。

盡管定州塔早以是無寺孤塔，但離開寺就無從說塔。“塔”本是西竺佛祖的墳塋，而“中土化”為佛寺的象征。但細究起來，這種“化”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之字型發展歷程。經東漢至唐末，中國寺院布局完成了由中心塔院型向宮室第宅型布局的轉變，至宋初，又在宮室帝宅型佛寺布局中建塔開新風，這時，塔雖不是寺院的中心，但也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建筑小品。“器”、“理”相表里，塔的“起、失、興” “化” 的過程映射著佛教中國化的內容。如果我們機械地將佛塔的發展分為“肯定－否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兩個階段，那麼，第一階段就表現為由教祖崇拜向教義宣揚的過渡；第二階段所展示的則是由教義宣揚向自我悟道的升華。定州塔的營造對此后部分給予了全面的闡釋。

定州塔就是一部歷史。  趙劍 攝

唐開元盛世也是佛教發展的一個高峰，在這一時期寺院發展主流趨勢的影響下，定州也按宮室第宅型布局無塔建開元寺。據歷史記載，宋真宗年間，開元寺僧令能奉詔西竺取經，得舍利子歸。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真宗詔令能建塔以存舍利，皇尤四年（公元1052年）建成。這一史實首先告訴我們：西天取經不只是唐朝的事，而是歷經幾朝幾代；取經的不只是“唐三藏”一人，在其光環中褪去的眾僧中就有定州的令能和尚；去西天不只是取經，作為兩任務之一的還有求渡舍利子。其次，令能的“西取”看似重復先輩的事業，建塔存舍利子又若佛祖崇拜的復古。實際上，先輩的“西取”是本著“是什么”而展開的，而后期包括令能和尚的再“取”，確是在“是什么”踐行基礎上背負著更沉重的“為什么”上路的。同時，舍利子的存放也流于了形式。令能和尚及其領導的工匠在定州塔的建造中所傾注的心血、膽氣足以印證、說明這一切。

定州開元寺塔作為宋遼金磚塔的代表，在建筑水平上全面超越了前朝：改方形平面為八角形平面，減弱了塔的風壓力；改空筒結構為帶塔心柱結構或套筒結構，加強了塔體結構的整體性；改附壁盤旋塔梯為塔心柱與回廊折返踏道，均衡了塔壁的受力；改仿木細節真實的刻意追求為淡淡傳神點綴，克服了塔立面構件的脆弱性，這一點不僅是技術上的問題，更體現為觀念上的沖破，因為這一時期中國傳統的木構建筑體系已達到了成熟期的高峰，在述而不作、習故蹈常的文化氛圍中能夠做到這一點實屬不易。總之，他們在建塔中以一種新的境界追求歷世不朽之作，因為佛界既要枕地鋪開接眾生，更要拔地擊空向天國。

定州塔。  趙劍 攝

這種指向不是虛指，如基督教堂上的塔尖，而是“中國化”的、實化的，它要使人能夠切身踐行，也可以說是“人化”的。崇實重人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它構成了異域文化中國化的坐標，從而使之與自身實現同構。基督世界有一個古老的傳說，說是人類要修通天塔，而上帝則通過使不同群體操各異的語言而使之無法彼此溝通、協作，最終導致這一創舉作罷。由此，也澆滅了人的自信心。反觀中國累代西行的僧人，他們的求真之路何止是語言不同，他們僅憑的是舍身鑿空的信念，實際上，他們也把這種艱辛視作求真必經的一個過程，塔的建造毋寧說把西行之路立在了眾生面前。這可謂：修行人人可為，可為之事要實為。正是因為這種成熟、繁復信念的傾注，才有了這一超越時空的建筑杰作。

這種傾注并非親歷者所能體悟，后人被這一“天外來物”所震懾。但即便如此，既便是“天外來物”，也要通過我們身邊的“人”來完成，這就是中國人的信念。解決這一矛盾心理的手段就是圍繞塔形成的虛實相濟的傳說、附會：工匠在百無一計之時，夢見了魯班爺，魯班爺無奈地說，我已到了“土沒脖子”的歲數，不中用了。工匠夢醒悟出了 “土屯法”，解決了建造這一大體量磚塔的首要的基本的難題；工匠又夢見了魯班爺，這次魯班爺金口未開，只是把工匠引領到狂風呼嘯的河邊，但見八位仙人手挽手、背接背環坐在船上，任憑風動船搖穩如一體。工匠夢醒悟出了“木筋牽垃法”，即在磚體內嵌入長木，通過長木的扣接，把塔的八邊、內外、上下拉結在一起，克服磚構的脆弱性；工匠們建塔不僅有夢悟，也有實濟，有“砍盡嘉山樹，修起定州塔”一說，說工匠們在伐木取材時，把位于今曲陽縣內樹木繁茂的嘉山砍光了，只留下了一棵不入材的短小的歪脖子樹，待到建塔封頂之時，才發現，還差一節短木不能媾和，工匠們恍然想起了山中的歪脖子樹，伐來恰用。總之，不論是夢悟，還是實濟，都是人的造化。

朦朧中的定州塔。  趙劍 攝

無論造塔者的初衷是什麼，它既然來到人間，就要步入到社會發展的軌道上，而這又往往與“初衷”漸行漸遠。在民間，它成了鎮邪之寶。古定州地區作為太行山腳下的一塊平原地長遭水患應當是事實，人們說水患之源是大海東退而未能隨歸的東海龍王一名叫鰲魚的兒子，他經常試圖歸海而翻云覆雨使百姓吃盡了苦頭，而如今，巍峨壯闊的寶塔把它壓在塔基中心的水井里而至鄉里平安。這口不符合建塔一般規制的水井今尤在，但有沒有鰲魚確不可知，但平原地區的人們一直把寶塔視為鎮鰲魚之山，稱其為鰲山，而由此衍生的鰲山燈會、鰲山廟會已成了定州的民俗活動。在政治軍事及地域文化上，時值北宋初年，宋遼對峙，定州地處邊陲，定州塔耗資巨大，實仗宋王朝出于“塔之建成示宋國威與北胡……”的政治目的撥銀兩始建成。宋遼交戰，宋軍曾利用此塔瞭望敵情，定縣舊志就有“蹬塔望契丹”之說，故定州塔又名“僚敵塔”。這一史實在民間是以“楊家將”抗遼故事存在的，而這些故事又是此地暢行的文娛形式“河北梆子”、“保定老調”、“西河大鼓”的主要劇目，歲月更迭，在坊民的印記里，似前無漢唐，后無明清，“大宋”卻仿如昨日。

宗教貴“宗”：“教”有千重，“宗”為一統。“教”千重指向濟蒼生，“宗”一統意取別民眾。寺院離坊肆、趨山林赴皇統的發展趨勢就是“別民眾”的生動寫照，位于定州城街區之中的開元寺的倒掉、湮滅也就不足為奇。從此，定州塔開始遠去佛事煙云獨步這方靜土。

定州塔全景。  趙劍 攝

定州塔是佛事“人化”物，寺去其“佛性”無，漸漸成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人們身邊的一“無人想起，永不會忘記”的“自然物”。它伴高風、貫長日，廣延八面來風，塔下叢集的坊肆、密布的胡同成了當地物質的集散地和精神的交匯場，“塔底下”已成為定州人的生活用語。尤其一提的是“開元鑄造”，以“開元”為銘號的鐵的加工、鑄造是“塔底下”的傳統，時至今日，作為農耕文明的基礎和象征的產業，其意義已隨時代退色，同時，“塔底下”也歷盛世而變遷，而“開元鑄造”鐵制品卻依然孤守塔下。離清這一現象實屬不易，推測、置疑之卻耐人尋味。首先，在定州，“開元”本為寺號，寺去“號”空，就連寺之存物“塔”也隨時日蕩去了“開元”，為何“開元”滲入塔下的產業而殘留下來？可能是唐“開元通寶”銅錢承前范后的鑄造水平使“開元”超越了佛寺而光照天下鑄造業的緣故吧。其次，塔高搖于世，“塔底下”人、物交流當為自然，而鐵加工制造業的成長確頗有疑問。定州塔裝若唐三藏佛冠的入天鐵制塔剎曾幾番剝毀、復原，近期修塔把清雍正年間修繕的塔剎剝離下來，發現其剎柱上刻有“定州南大街鑄造”的字樣。由此，是否能夠推斷塔與“塔底下”鐵加工制造業之間處于一種催生、守望的關系呢？

就塔自身來說，也是一部歷史。在同一部青磚鋪就的幽深塔梯上、回廊間，留下了提燈苦行的佛僧、持刀急馳的兵丁、指點江山的志士、攬卷抒意的騷客、興致盎然的游人的層疊的身影，它們如活動的文字書寫著寶塔春秋。史卷有“殘缺”，“殘缺”又豐厚了史卷。其一，史載，1093年，即定州塔建成（1055年）48年，北宋蘇東坡謫守定州，勵精圖治，廣傳佳話，但確沒有關于他與塔的記載，更無“大江東去”般詩篇。如果人們有足夠的心思，定能從中開出一方學術天地來。其二，1952年11月初，剛剛走下天安門城樓的開國領袖毛澤東視察定縣，在塔下觀看了一周后，就提出要蹬塔，在蹬至第二層時，由于塔的東北角自上而下整體殘缺，再往上蹬，存在安全問題，主席接受了隨同人員的苦諫、勸說，決定不再蹬塔。這樣，主席的腳步在定州塔的二層定了格。由此，在《沁園春·長沙》與《水調歌頭·游泳》間就空白了一篇《…·定州塔》。

從1986年至2001年連續15年，作為全國文物修復工程最大的項目之一，國家文物部門投巨資完成了對定州塔的全面維修。同時，也對塔的周邊進行了整治，按照開元寺舊址的規模，增建了高大、厚實的圍墻，把塔與外界隔開了。如今，花30元才可進入塔院，再花40元就可安全的蹬塔。這樣，經歷了出世、入世的寶塔又出世了，經歷了“人化”、“自然化”的寶塔又“人化” 了。

作者：馬進甫 趙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