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春天，那場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曾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十年過去了，曾經驚心動魄的場景已經遠去，甚至被淡忘。

　　今天，我們應該如何紀念這段歷史？

　　請不要忘記那些逝去、傷殘的生命。抗非烈士、中山二院司機范信德的遺孀說，清明掃墓，很多人已經不知道范信德是誰，希望把他的事跡補刻在墓碑上。逝者已矣，病患的心靈創傷和肢體殘疾仍需撫慰。北京一批非典后遺癥患者呼吁成立專項關懷基金，鐘南山院士贊成這一建議，說不能忘記他們，要給予關懷。

　　請不要忘記那些曾經的溫暖和感動。白衣天使的前赴后繼、媒體記者的追尋真相、親友的惦記擔憂、陌生人的鼓勵祝福，還有那些非典時期猝不及防的愛情，都曾經溫暖過我們的心靈。這些精神遺產，都是今天依然需要的正能量。

　　請不要停下前行的步伐。非典推動了中國政府信息的公開、公共衛生體系的完善、乃至我們生活方式的悄然變化，更讓尊重生命、尊重科學、尊重常識、尊重權利的理念深入人心。這些，都是“中國夢”的重要基石。

　　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作為非典十周年報道的收官之作，記者采訪了廣東醫學界、文化界、媒體界的三位親歷者代表。十年過去了，非典仍然是他們心中深刻的烙印，他們仍然在追尋夢想的道路上奔跑，用行動在紀念這段歷史。

　　非典來源至今仍是謎

　　回顧十年，何劍峰感慨地說，疾控體系、民眾溝通體系和百姓認知均全面升級，不過非典來源至今仍是謎。對于近日媒體報道的“果子貍含冤10年，蝙蝠才是SARS病毒元兇”，他說這是2005年有關學者就發表的研究成果，但學術界至今沒有定論

　　2003年1月，何劍峰(如右圖，肖雄攝)和同事們趕到中山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后，通宵寫下《關于中山市2003年不明原因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局部暴發調查初步報告》，這份報告成為世界第一份非典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報告。當年的年輕專家何劍峰如今已是廣東省疾控中心首席專家、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在防控禽流感、甲流、手足口病等重大疫情中發揮重要作用。

　　廣東省疾控中心首席專家、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何劍峰：

　　非典來源研究難度大

　　南方日報：最近，中央電視臺的報道《果子貍含冤10年，蝙蝠才是SARS病毒元兇》，援引“十年來潛心研究非典的香港大學醫學院傳染病學教授袁國勇”的說法稱，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一種名叫“中華菊頭蝠”的蝙蝠。您怎么看？非典病毒到底來自哪里？

　　何劍峰：這不是新的研究成果。2005年9月香港大學袁國勇教授研究小組懷疑野生蝙蝠才是SARS病毒的源頭宿主，此研究成果發表在9月27日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報》上。而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研究員和動物研究所張樹義研究員等科學家聯合澳大利亞的學者組成的研究小組也將SARS病毒溯源集中在蝙蝠身上，這個發現刊登在2005年9月的《科學》雜志上。但對于這個研究成果，學術界沒有定論。蝙蝠身上攜帶的SARS病毒與人體的病毒還是有較大的差異，而果子貍攜帶的病毒同源性高很多，有可能是從蝙蝠傳到果子貍身上，發生了變異再傳給人，但缺乏充分的證據。

　　我認為，病毒源頭研究一定要有客觀證據，不能只是假設。目前較多人認為，病毒來自野生動物市場，或是果子貍、貓、蛇、山豬、黃猄、兔、山雞等，也可能包括蝙蝠。不過具體是什么還沒查清楚，所以我們還不清楚非典從哪里來，又是如何消失。

　　南方日報：研究難度為什么這么大？

　　何劍峰：這涉及病毒與宿主的關系，兩者是共存的。如果宿主是人，前提是必須先讓人活著，可以生病但不能死，因為一旦人死了，病毒也就死了，病毒消失了就沒有現場，它們一旦“不表演”，研究者就很難找到規律。而非典致死率很高，達到了10%，若不救治病死率則更高，這給研究帶來很大困難。

　　南方日報：能否這樣理解，目前活病毒研究處于比較尷尬的狀態？

　　何劍峰：是的。除了宿主問題，我們對保存這種病毒的實驗室要求很高，需要生物安全防護三級實驗室，簡稱P3實驗室，符合條件的很少，國內只有一兩家。再加上從生物安全角度考慮，活病毒研究基本處于停滯狀態。

　　南方日報：是否還有別的研究途徑？

　　何劍峰：其實SARS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目前關于SARS的研究文章都是從基因、蛋白質結構、酶的調節等角度出發的。但這些年，沒有再發現SARS疫情，所以有關研究推進難度很大，需要全球科學界一起繼續努力。

　　非典推進信息公開

　　南方日報：非典帶來的一個重大改變，就是推動了信息公開，特別是傳染病疫情的透明公開。

　　何劍峰：2003年春節放假后，2月11日廣東就開了新聞發布會發布非典信息。廣東當時信息公開的決心很大，公布的305例感染病例與我電腦里的數據一致，沒有隱瞞。非典之后，信息公開條例出臺，這是一個進步。

　　當然，非典的啟示還不止信息公開，還包括扭轉了政府的認識，所以非典后政府在傳染病防控上的投入很大，涵蓋儀器設備等硬件的購買，還有專業人才的培訓。專業人士對傳染病的關注度也得到了提高。此外，公眾的認識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

　　南方日報：您覺得目前疫情的信息公開做得如何？

　　何劍峰：現在在疫情發布上已非常透明，與公共衛生相關的信息不僅有月報告，也有不定期的報告。

　　南方日報：我們還有哪些不足？

　　何劍峰：我想講一件事。2003年7月，我去香港參加衛生防務中心流行病培訓，就對香港的信息公開印象深刻。香港衛生署的曾浩輝博士5時剛接到一個登革熱的病例報告，5時30分就要接受媒體采訪。我想，這么快？我相信香港的今天會成為我們的明天。

　　如何全方位、立體化、常態化地與公眾溝通也十分重要。我認為，我們要做的不僅是公開信息，更重要的是在每一種傳染病進入高峰期前及時提醒，若有大疫情到來，更要迅速發布權威信息，穩定民心；在沒有疫情的時候，也應培養應對疫情的健康心理、合適態度以及正確行為。比如，廣東人吃野味是傳統，但會帶來病毒，我們平常就要宣傳不要吃野生動物。

　　抗非詩歌名篇《以生命的名義》作者丘樹宏：

　　勿再輕言“以生命的名義”

　　2003年抗擊非典的關鍵時刻，中央電視臺一臺名為“以生命的名義”的大型專題詩歌晚會和同名詩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極大鼓舞了醫務人員和民眾。

　　鮮為人知的是，這首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竟不是專業詩人的作品，而是出自于廣東一位官員之手。

　　連夜作詩被央視選用

　　“你看，我還保留著當時的手抄本，日期都寫在上面！”儒雅的丘樹宏笑著翻開珍藏了十年的詩歌手抄本說。

　　那是2003年4月29日晚上，時任珠海市委常委、秘書長的丘樹宏與市有關領導在醫院巡查了一天，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卻怎么也睡不著。當時珠海也發現了疑似病例，氣氛緊張，醫生護士加班加點地工作，沒人說要請假，不少人還要求火線入黨。

　　在他腦海里，閃現的都是醫護人員沖在抗非第一線忘我工作的畫面。這，又與此前社會上對醫生的一些負面感觀形成強烈撞擊。“在關鍵時刻，是他們沖在前面，挽救生命，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換來了別人的生存！”

　　“生命”這兩個字不斷重現，他突然有了靈感——標題“以生命的名義”出來了！隨后，一首深情的詩歌就這樣噴薄而出。

　　他把這首詩投給了《人民日報》，沒想到不久真的刊登出來了。6月9日晚上，他忽然接到一位北京詩友的電話，“中央電視臺正在播你的詩歌，快看！”

　　原來，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央電視臺以“以生命的名義”為題，組織了抗擊非典大型專題詩歌晚會，并以此詩壓軸，由趙忠祥等二十幾位著名主持人、演員共同朗誦，反響強烈。隨后，中國作協又精選這些詩篇制作成傳單，送進北京小湯山醫院并分發全國，給一線醫護人員送去激勵和溫暖。

　　抗非“正能量”不應忘卻

　　“現在我的朋友一見我，總是會說起‘以生命的名義’。開始我還挺高興的，但最近真的覺得有點煩了，難道我們就沒有其他的詞匯了嗎？”丘樹宏苦笑著說。

　　2008年汶川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災晚會用了“以生命的名義”為題。2010年8月15日甘肅舟曲泥石流，當聽到直播記者一開口說“以生命的名義”，丘樹宏以前那種自豪感一下子不見了蹤影，代之的卻是一種無奈和悲痛——“難道人的生命就一定要一次次地經歷接連不斷的災難？難道人的生命就只能時刻處在自然與社會的風口浪尖上？難道我們只是一次次地誓言‘以生命的名義’？”

　　丘樹宏開始反思。他認為，抗非戰役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不僅僅是在災難面前如何去挽救同胞、拯救生命，更重要的是提醒我們怎樣從源頭上去關注、關懷人的生命本身。更多地關注人的內心世界，創造和諧的社會環境以及平和的生存狀態。

　　“抗非那段時間，整個社會的‘精氣神’、‘正能量’，包括非典時期的親情、愛情、友情，以及廣東總結出來的‘臨危不懼、沉著應對、實事求是、尊重科學、無私奉獻、頑強拼搏、萬眾一心、敢于勝利’的抗非精神，都是當前社會仍十分需要的，是不能忘卻的。”丘樹宏說。

　　這些年來，丘樹宏的詩作曾獲得“太過正面”之類的評價。但他認為，詩歌可以多元，然而人是需要精神的，是需要引導的，正如要有領頭羊、領頭雁去引導人們共同追求真善美，因此，推出社會、交給大眾的詩歌應該起到“正能量”的作用。

　　南方日報記者張蜀梅：

　　一篇稿件與報人的風骨

　　最近，鳳凰衛視等媒體同行來找我，都是因為“非典十年”。

　　2002年7月22日，我正式從南方都市報調入南方日報時政新聞中心負責衛生領域的新聞。2003年春節我回家陪我的奶奶和媽媽過年。其間收到多個短信詢問：“廣州發現的神秘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醫療線上的通訊員取得聯系：確有此事，得病的人越來越多，還有人死亡，但不知病因不知病名，氣氛異常緊張。醫院的朋友要我帶點板藍根和白醋回廣州。

　　一到廣州白云機場我首先聞到的是空氣中濃濃的醋味，回家一放下行李，我直奔中山二院，去采訪在隔離病房的醫生。中山二院的大院里幾乎沒有行人，只有幾個人包裹著白色的防毒服裝，在通訊員辦公室，我也差點認不出人來：從沒有“全副武裝”過的辦公室人員都穿著一身白色工作服，戴著口罩和帽子，只留一雙眼睛，連男女都難以分清。而我，連一個口罩都沒有準備。

　　那一年，我剛好去北京采訪兩會，鐘南山院士剛好是全國政協委員，我找了這個由頭約了他做專訪。他神情凝重，告訴我疫情還沒有控制，周邊也有類似病例，需要尋求國際合作。

　　鐘南山對此稿非常重視，讓通訊員賀小伶把稿件電子版要過去打印給他看，他在病床上用鉛筆修改。這篇大約6000字的對話稿由于種種原因沒有發表出來。稿子里涉及的對疫情發展判斷等問題，在以后幾個月都得到了印證。2004年，這篇經過鐘南山親自修改過的對話稿件的原件，被廣東省檔案館收藏。

　　2003年5月初，我接到《花城》雜志編輯林宋瑜的電話，他們出版社約我寫一本關于SARS的書，本來有些猶豫，但我確實有很充足的素材。答應寫書后，白天上班采訪，晚上趕寫書。大約在5月20日就交了10多萬字的書稿，書名就叫《在SARS的流行前線》(如右圖，資料圖片)。

　　某天，羅大佑的演唱會在廣州天河體育中心舉行，很多人戴著口罩觀看演唱會，我也去了。剛好，那天正是北京方面公布非典病原是衣原體的消息，我在演唱會現場接到醫院通訊員的電話：“鐘南山在家很生氣，因為他不同意北京那邊關于衣原體的說法，怎么也不同意。”我把這個消息轉告給時任時政新聞中心副主任的段功偉，讓他關注一下廣東專家的不同意見。

　　第二天，僅有《南方日報》出現了不同的聲音，《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體？》(作者：段功偉，2003年2月19日《南方日報》)，這一篇稿子只有幾百字，看似普通，但是，能見報，那種擔當和責任真正體現了“南方報人”的風骨。

　　十年過去了，我依然是一名記者。當然，還有很多的記憶碎片浮現眼前，摘錄一則當時的短信吧：“如果你現在在上班，你就是戰士。如果你現在在逛街，你就是勇士。如果你現在被隔離你已成隱士。如果你看了短信息不回，那你一定是烈士了。”

　　你讀了這段文字，是否回憶起了什么？

　　張蜀梅

　　《以生命的名義》

      以生命的名義——

      一身雪白雪白的衣裝

　　穿起了無比圣潔的美麗

　　永遠昭示著天空的晴朗

　　永遠昭示著生活的甜蜜

　　以生命的名義——

　　一支熊熊燃燒的燭火

　　照亮了坎坷的長路九曲

　　為蹣跚的患者踏平荊棘，

　　讓痛苦和瘟疫與人類遠離

　　以生命的名義——

　　一顆火熱火熱的紅心

　　點燃了無比光明的希冀

　　不惜以自己軀體的倒下

　　換取千百個生命的站起

　　以生命的名義——

　　一種勇往直前的精神

　　揚起了無比神圣的旗幟

　　走過這一段艱難的歷程

　　譜寫全人類最后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