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王手系列小說《討債記》

商業視閾下的人生

■郭梅

對于《討債記》里的系列小說，“商業”不僅是其描寫的對象和貫穿始終的敘述背景，而且還成為一種敘述路徑，是作家藉以觀照眾生世相的特殊窗口。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以浙籍作家茅盾為代表的“社會剖析小說”曾風行一時，以社會科學思想剖析社會生活，表現時代斗爭的重大題材，從經濟、政治的角度反映廣闊的社會歷史變遷，以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開拓形象思維的深廣度。而在當下的浙江，數十年如一日專注描摹溫州底層社會眾生相的王手，則著意從日常生活出發，書寫幾十年來溫州皮革市場背景下小人物的哀樂悲歡，以及他們人生中錯綜復雜的對立與融合。其最新的小說集《討債記》便是一組有關經濟活動的小說，以溫州“特產”鞋為關鍵詞，從辦廠、開店到討債，全方位敘寫“做鞋”之不易，并將筆觸伸向了與經濟活動息息相關的黑社會，以及為富不仁的社會現象。

從第一篇《少年少年》開始，一條“斗爭”的線索便在整部集子里悄然滋長，而這“斗爭”當然主要是圍繞溫州的皮革生意展開。不論是《少年少年》里的主人公“少年”因皮鞋生意遭人算計而萌發復仇之心，還是《討債記》和《推銷員為什么失蹤》里爾虞我詐的市場競爭，都十分鮮明地凸顯了“斗爭”的商業色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手筆下，這種商業斗爭的背后，無不暗藏著三種對立，即城鄉對立、夫妻（男女）對立和官商對立。其中“城—鄉”二元對立的基本模式在集子里主要呈現為兩類敘事策略。一是直接賦予人物以“城里人”和“鄉下人”的身份特征，如《鄉下姑娘李美鳳》中的李美鳳及其所依附的溫州城里人廖木鋸一家，或是《討債記》和《推銷員為什么失蹤》里敵我分明的兩大陣營：城里經商者和進城農民工。鮮明的身份等級在城鄉間劃出了一條深深的鴻溝，使得雙方的互視往往帶有階層化的意味，如李美鳳以鄉觀城，看到的是城里人的精于算計和物質條件的優越；換言之，都是在利益遮蔽視野境況下的褊狹之見。二是將城與鄉的概念置換為兩個具體的地點，并以此作為故事發生發展的背景。如《第三把手》和《雙槍》里的兩對夫妻都將商業分支設在城市而將大本營留在農村或城郊，而他們婚姻的變化也都起源于城里的店員。

而當王手帶著商業斗爭的眼光去審視現代家庭時，婚戀與金錢的微妙關系被表現得細致幽微而入木三分。在《討債記》和《推銷員為什么失蹤》中，主人公夫妻倆都是一“官”（機關公職人員）一“商”（鞋料經營者）。與傳統的父權家庭結構不同，兩個故事里都是做生意收入高的妻子地位壓過了在單位上班賺錢少的丈夫，男人一邊要為妻子的生意四處著意周旋，一邊還要忍受妻子對其能力不足的抱怨。丈夫對妻子忙于生意而忽略了夫妻生活雖心有怨言卻也不敢隨意采取行動“以振夫綱”，而是選擇了主動承擔“家庭煮夫”的角色來討好妻子。更吊詭的是，本應為婚姻提供物質保障的金錢首先破壞的卻是婚姻中性關系的和諧平衡，丈夫“怨婦”般的委曲求全頗具戲謔色彩，同時也充滿了苦澀的意味。而在利字當頭的時代背景下，金錢和愛情（性）赤裸裸的交易關系更是在《鄉下姑娘李美鳳》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刻畫。李美鳳因一雙玉手在勞動市場被鞋廠老板廖木鋸相中，并在老板娘訴苦式的勸說和老板的利誘下淪為小三。后來在老板的指使下，李美鳳又先后色誘了鞋廠的競爭對手阿榮和老板的兒子，最后卻因廖兒子的意外去世而被廖氏夫妻送進監獄。小說的悲劇或不在于李美鳳無辜入獄的結局，而在于她自始至終都將“肉體——金錢”的交換視作天經地義的生存原則，因此步步身陷金錢的牢籠而最終不可避免地墮入深淵。

值得強調的是，王手在書寫人被商業利益“物化”而日益對立的現狀的同時，仍不忘追尋人與人、人與自然等融合共處的美好可能。在《飛翔的騾子》中，為賺外快而參與佛殿建造工程的“我”被派去云南挑選運輸建筑材料的騾子，因騾子不堪工地的奴役而相繼死傷，“我”再次踏上尋騾之路，最終因目睹壯觀的騾隊景象而深受震撼，決心放棄尋騾，駐留彩云之南。小說起筆伊始便設置了“人意”與“天意”的悖謬——建造佛殿本出于敬佛之心，自然也包含對萬物的憐愛，卻在建造佛殿的過程中肆意虐待騾子，實與初衷相悖離。而“我”放棄尋騾的選擇正是對佛意的遵從，也是對“天人合一”理想的回歸。

毋庸置疑，對于《討債記》里的系列小說，“商業”不僅是其描寫的對象和貫穿始終的敘述背景，而且還成為一種敘述路徑，是作家藉以觀照眾生世相的特殊窗口。在這一商業視閾下，王手不僅看到了溫州皮鞋生意場的亂象及變遷，也同樣看到了婚戀、金錢、城鄉等元素在商業化浪潮下的盤根錯節、對立融合。他游刃有余、嬉笑怒罵于其間，既以詼諧筆調嘲諷市場弊端，也以溫情姿態品味人間真心，其作品總是沉甸甸的，載滿了生活的甜酸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