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銳敏有如鴟鸮

談作家禮楊的小說寫作特色

■蒼耳

作家禮楊生于新疆，20年前在企業做宣傳、當編輯，同時寫作了大量散文和報告文學。盡管中斷寫作20年，生疏與隔膜在所難免，但歸來后的禮楊寫起小說自有一種優勢：于世相有著不一般的深微洞悉，于人性有著不尋常的噬心體驗，這造成了他文本凹凸鏡般的奇特重現與枝蔓橫生的紀實性，給讀者帶來切膚砭骨的感受。

禮楊小說的最大特色在于原生態的寫實性，刻寫人物的可觸感，以及貼肉入骨的世態描寫。小說固然是虛構的藝術，但“虛”與“實”的比例，在不同的小說家那兒是不同的。生活底子厚的作家往往從豐富的閱歷中“舀”取一“瓢”，摶結成篇，“實”大于“虛”；而固守書齋的內傾性作家則“虛”而“構”之，預留了更多的“虛空”——在思想層面或意識深層更顯功力。很難說哪一種小說寫作更優越，正如你很難在巴爾扎克與普魯斯特之間分出高低。

禮楊小說的主角都是他常年打交道的那一種，如老板、工頭、技術員、設計院院長等等。這些人物看起來好寫，但要寫得惟妙惟肖、入味三分相當不易。在中篇小說《懷念金子》中，老尹是廣州番禺一家生物肥料廠老總，看中了雒城山中的鉛金礦，然而在覃小玫、覃小華“美色”引誘下，一步步掉進她們精心設計的投資“陷阱”。深一層探究，老尹其實是掉入了自身糜爛生活方式的“陷阱”。作者著力描寫與剖析錢、權、色在貪婪欲望中相互勾兌、扭曲的情形。老尹們過著豪奢、放蕩的生活，而當人類將貪欲擴張到動物界乃至整個自然界，便無異于自掘墳墓。因而，老尹們的困境和結局最終無異于“那只被鐵鏈套住脖頸的可憐的猴子”，或者被黑布罩著的“巨大鳥籠子里呆立著的兩只貓頭鷹”。在敘述中，“我”充當敘述人，是近距離觀察老尹的當事者，也是與老尹保持間離的審視者。

因為內心葆有這亮光，寫作才有了鴟鸮般的銳敏和貼地飛行。在小說《紅井》中，禮楊蝕刻了一個較有深度的人物——呂太倉。這個人物身上交織著兩重角色：其一為現實中的紅井鎮甲方工程管理部負責人；其一為歷史中一度叱咤風云的紅衛兵。這相悖相離的兩重角色是如何統一于人物一身的呢？有意味的是，呂太倉管理和行事風格仍留有“文革”的遺風——“呂部長是‘文革’歷練出來的，營造這種讓人大氣不敢喘、屁都不敢放的效果，對呂部長那是輕車熟路，手到擒來。”與此同時，呂太倉與同為造反派頭頭的美女宋紅衛之間一直存有情感糾結。

我感興趣的并非呂太倉、宋紅衛之間的這段情緣，而是兩人若干年后來到紅井旁表達懺悔——下跪、禱告，向井內撒了20種花瓣。不必懷疑懺悔個體出自內心的真誠，問題在于僅為某件事懺悔，而不能進入人性、生命和良知層面懺悔與反思，便只能流于儀式和空心化。呂太倉在管理手段和思維方式上仍留有“文革”遺風，便是證明。再者，呂太倉在市場大潮中已不再是“文革”中那個頭腦簡單的狂熱“菜鳥”，而是在工程運營中精于算計、挖坑、拆臺的變臉老手，例如因施工者盧軍無法滿足呂的一己私利，便暗中指使人毆打盧軍，將他一腳踢開，其冷酷、貪婪、陰辣，讓人看到同一人物在不同時代內在性格的延伸與變異，反過來構成對呂太倉真誠懺悔的深層反諷——呂太倉在懺悔當年反人性的罪孽時，仍在當下干著陰鷙冷血的勾當，可見這種懺悔無效，“真誠”無以顯現。

與雙重角色相對稱的，是呂太倉復雜糾結的分裂式的雙重人格。事實上，呂太倉式人物在當下社會并非少數。他們缺乏對歷史悲劇的深層懺悔與反思，即便偶有看似真誠的“懺悔”，也立即被雙重人格所消解與損毀——也許這才是該篇小說的鋒芒所在。

禮楊小說中有大量人物癖好和世態風尚的真切描寫。這是他的拿手好戲，但我以為存在“揮霍”之嫌，以至于在文本中有所“泛濫”，枝蔓過多。如何節制甚至抑制它們，是禮楊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