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人，也許都記得當年讀書的寒磣，我在初中階段曾有一個學期語文課本只有一本領袖語錄。六七十年代文學書籍少，課本便看得很認真。讀楊朔的登泰山看日出，未果，卻在山下看到了人民公社如同看到了日出；他去蓬萊看海市，未遇，他說人民公社比海市還要美好。困惑中問老師，老師說，楊朔升化了主題，寓意著人民公社如同朝陽旭日，那是一種政治藝術化的文學書寫境界。暗自琢磨，也真像這么回事。因為楊朔在結尾時寫道：“其實我們分明看見另一場更加輝煌的日出。這輪曉日從我們民族歷史的地平線上一躍而出，閃射著萬道紅光，照臨到這個世界上”。但若是今天再回過頭來看此文章，又是一種怎樣的理解呢？到了文革后期，文學書籍就更少了，當紅的作家也就數浩然幾位，《艷陽天》和《金光大道》是最熱的幾部長篇小說，那也是按照主題先行和“三突出”原則創作出來的主旋律作品，小說中政治色彩濃厚，人物形象黑白分明。后來有人質疑這種小說的藝術性和文學性。

竊以為，任何文學和時代之間都有一條割不斷的臍帶，它只屬于那個特定年代，有著一定的局限性。但更多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受時代的束縛，它任憑時空穿越，何時品讀，都能在思想上引發共鳴！由此想來，無論是什么文體，什么主題，只要文字好，有思想寓意，總是好的文學作品，無須把文體分為實用和審美，政治和藝術。李密的《陳情表》說到底是一張請假條，說得具體些也不過是一份詳述原委請求準假的書面報告。而柳宗元的《捕蛇者說》充其量相當于當今一份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調查報告，而蘇東坡在惠州寫下的《求婚啟》無非是一篇征婚廣告詞，雖然抒寫對象平凡，題材并不宏大，但他們寫得如此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便成了千古佳作。就《艷陽天》和《金光大道》而言，雖然有著明顯的政治傾向，但仍然是用文學的形式呈現了一個特定時代，對我們這代人的影響不小，滋養也不少。由此說來，什么體裁并不重要，什么主題也不重要，正如文學前輩所說：“只要寫得好，寫封情書也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