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雨霏

我父母都是和平上陵人。父親生于岑江富良徐屋，以前在和平，每次填表，籍貫一欄，我填寫的是“和平縣上陵公社”。

我出生在和平縣城，只在1966年至1967年間隨父母下放回鄉，在岑江大約住了半年多。但我更早的岑江記憶，應該在此之前，按時間算還是在1966年，我頂多3歲多一點，“文革”還沒到高潮，我家仍舊在縣城過著安穩的日子。一天，岑江狐貍坑的一個年輕女人來到我家，請我父親為她治病。回家時，她想領著我回去玩幾天，3歲的我，胖乎乎的大約很可愛，頗討人喜歡，我就跟著她回了岑江。幾天后，她將我送到富良我二姐處，我在二姐家住了幾天，印象最深的，一碗飯里盡是番薯片，我吃不下，二姐每餐都要將碗里的番薯片吃干凈了，將剩下的“凈飯”喂我，姐夫對此非常不滿，瞪著眼睛罵我“蛀米蟲”。人往往對受傷害的事記憶最深，那次的岑江之行，可能因了“蛀米蟲”，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緊跟著“文革”高潮，我們全家下放回到岑江，怎么回去的，我絲毫沒有印象了，日后聽母親說，下發通知，勒令我們當天就得離開縣城，可見當年政策的嚴苛和有些人心腸的狠毒。幸好家徒四壁的“家”非常容易搬遷，母親說，舅舅的一根扁擔就挑起了我們的“家”。我慶幸那時自己還小，沒有記得當日的狼狽和凄徨，否則，以我的敏感，心靈一定受重傷。

回到岑江，我們沒有住所，土改時只給我奶奶留下一間灶舍，其余的都分出去了。說是借了我叔婆的一間屋（她從我家分去的），全家才算有了落腳地。

居住了半年，我只隱約記得兩件事。

一天，有人叫我將屋里的雞趕出去，我拿起喇沙（客家話，一根竹竿，保留五寸長握手，其余破成無數片，摔打出“沙啦沙啦”的聲音追趕雞的物件）。很起勁地追趕小雞們，也許太起勁了，竟然打死了一只。那人嚇唬我：“你可闖禍啦，等著你媽回來揍你吧。”我就在恐懼中等著我媽回來，母親果然狠狠地收拾了我一頓。完了，她燒水殺雞，我則一邊抽噎著，一邊蹲在一旁看她拔雞毛，心里還有些歡喜，一會兒就有雞肉吃了。

第二件事，大約是1967年，我父親落實政策了，全家要復戶回城，可母親種的農作物大都還沒收成，為減少損失，父母決定由父親帶著小不點的我先回城，母親則帶著上學的哥哥和幼小的弟弟等收冬后再走。哥哥也想跟著回城，睡覺前，他悄悄跟我說：“明天爸爸叫你起床，你一定記得叫醒我。”我點點頭，鄭重地答應了。

我是在姐夫擔著的籮筐里睡醒的，另一只籮筐裝的是父親和我的衣物。我很懊惱沒有叫醒哥哥，怕日后見了，他埋怨我。

冬天，母親帶著哥哥和弟弟回來了。哥哥一邊豪氣沖天地從口袋里掏出錐栗給我吃，一邊眉飛色舞地描繪上山撿錐栗的情景，還表示，假如我沒走，他一定會帶我一起去，可好玩了。吃著錐栗，我神態不太自然，像真做錯了事。

再一次到岑江，大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我正在念高小，妹妹還沒上學。一年春節，姑姑家的表哥兄妹仨來探親，那時親戚離得遠，交通不便，很久才見一次，分外親熱。他們要回去了，我們很不舍，表哥慫恿我跟著一起走，媽媽竟然同意了，我和妹妹跟著表哥仨回了岑江。從長塘龍陂到岑江，我們全程徒步，約近五十公里，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長途跋涉，妹妹沒走多遠就走不動了，由表哥和表姐輪流背著，到岑江天都黑了。見到姑姑自然是歡喜的，然而，小小年紀的我們，只要天一黑，就想媽媽想家了。姐妹倆在洗澡間共用一桶水洗澡時，妹妹悄悄對我說：“阿姊，早知不來就好了。”我心里正這樣想，直想哭，只因我是姐姐，是妹妹的主心骨，我不能哭；妹妹因有了我這個姐姐可以依靠，也沒有哭。

這就是我早年對故鄉岑江的一些零碎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