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在《消失的古城》一書中，王笛教授精心描繪了成都街頭聽戲、泡茶館、逛廟會、節日慶典、街頭政治、改良與革命等活動，以及乞丐、苦力、小販、工匠、挑水夫、算命先生、剃頭匠等各種身份的人，并從學術語境、微觀史角度，以通俗的語言，形象生動地還原了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前世今生。

百多年前的成都，街道狹窄，左鄰右舍彼此相聞，“逐漸形成了相互依賴的人際關系”，這一點在現今的許多農村亦不乏例證。成都的“居民把街頭作為他們日常生活的空間，他們的房子接近街頭，因此他們的日常生活經常就發生在街頭”，亦可說，“普通市民是街頭的主要占據者”。

市民“占據”街頭，首先當然因為街頭是生存之源。為了生存，人們總會不失時機地綻放出生命的堅韌力量。1917年，成都先后遭遇川滇、川黔軍閥混戰，民眾苦不堪言。然而，每次巷戰尚未完全停歇，“小販們就冒著生命危險出來兜售貨物和食品”。“一位1906年來蓉的美國傳教士估計，成都街頭約有150種不同的小販，主要銷售食物、日用和妝飾三大類商品”。相較于商店，小販無疑更接近顧客，他們為市民日常生活提供的商品未必最好，但一定最為方便。小販膽敢冒險營生，一方面因家貧底薄，生存壓力巨大，所以才會險中求生；另一方面也因他們對市場的嗅覺更為靈敏，反應更為靈活，所以只要覓得一絲商機，他們總會以最快速度走上街頭。

在公共管理長期缺位的情況下，各行各業漸漸形成了不成文的“行規”：處于規則頂端的管理者既有“袍哥”那樣以“擺平”為業、長期游走于灰色地帶的傳奇人物，也有由市民舉薦的街首、族長和鄉賢等底層要人。

成都街頭的原始自治模式肯定有其積極的一面，比如一些“行規”就促進了“職業道德”的提升，比如那些有職業操守的挑水夫多不穿鞋，“因為赤著腳，他們便能走到河中間去取最清亮的水”。當然，這種不受約束的自治模式難免也暴露出一些負面問題，比如過于強調地域保護，導致地域歧視現象日益惡化，如車夫“對那些新來的外地人和鄉下人”漫天要價。

警察的出現，是公共力量強化街頭存在的重要標志。在此之前，“地方官員很少控制集市、市場、小販和店鋪”。隨著警察加強公共治理，街頭進步明顯，比如臟亂的街道終于得以清掃，公廁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街頭，混亂的交通秩序得到明顯改觀等。警察推行的許多舉措肯定贏得了市民的好感，但與此同時，警察對街頭規制力量的深入，必然意味傳統散漫的街頭自治模式走向崩解，甚至與底層民眾的街頭生存發生激烈沖突。警察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不過這并不代表成都街頭的警察總是站在“現代”二字這邊。警察對道德現象的深度介入，尤其是對“新女性”的嚴格管治，雖然迎合了守舊精英的想象，但這也成其治理思想落后守舊的證據。

回溯近代中國，街頭女性在推動社會革新方面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王笛教授認為，“婦女享受城市公共空間的權利，走過了漫長的道路，除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外，與她們不斷為自己爭取權利也有關。”爭取權利，必須與延續數千年的“女德”傳統決裂。決裂表現主要有兩點，一是女性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街頭，尤其是過去根本不可能出現的地方，如戲院、茶館等。

同許多百年前的中國城市一樣，在走向現代的過程中，成都選擇拆毀那些象征“閉關自守時代”產物的城墻。城墻并不存在善惡，國人革新之所以特別在意對舊物的摒棄，全因在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傳統的東西常常被賦予濃厚色彩，而像宮廷、衙門、城墻、轎子、辮子等則成為大眾對抗封建統治的移情對象。對于渴望跳出傳統壓制力量的民眾而言，不破除這些象征舊傳統的“老古董”，似乎就不足以徹底砸開精神上的枷鎖。從這層意義上講，王笛教授書寫百年前的成都，也是在管窺百年前的中國。

眾所周知，現代本就是傳統的對應物，社會發展總是伴隨著這樣一對力量的艱難博弈。可以肯定的是，傳統中并非全是糟粕，現代中也并非全是精華。當現代與傳統缺乏協商機制，只剩下雙方力量的層層加碼，原本和顏悅色的博弈于是失去了彼此妥協的可能，至而滑向極端對抗的深淵。當這樣激烈色彩的角逐力量表現在街頭這一公共舞臺時，實際意味著彼此共生的雙方正在加劇“撕裂”。

今天，我們跟著王笛教授一起追尋百年前成都的古街道，顯然不只是為了喚醒歷史的斑駁記憶，成為茶余飯后的談資。而應試著從中尋覓一條現代與傳統友好協商、和諧共處的科學渠道，畢竟我們既需要革新，也需要歷史積淀。革新催人進步，歷史積淀則是我們文化的血脈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