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正

“沈從文（1902-1988年）的前半生，在已經出版的傳記中，有幾種敘述相當詳實而精彩。至少到目前為止，我不認為我有必要去做大同小異的重復工作。”這是張新穎在《沈從文的后半生》開篇所做的說明。某種程度上，他之所以選擇專寫或先寫沈從文的后半生，不僅是因為這一方面的研究迄今還不多，而他自信能寫出新意，也由于沈的一生恰恰在1948年被截為兩段，他的后半生不僅有對其前半生加以證實的地方，也有被時代干預所導致的斷裂。換言之，張新穎在沈從文后半生的材料中看到了復雜性，由此才為沈從文勾勒出了這兩條成長主線，并且試圖在“屬于個人能力范疇之內的證實”，同“屬于個人能力之外的干預”之間，發現兩者的矛盾以及發現傳主對矛盾加以解決的行動。在我看來，這是張新穎自信他能寫出新意的內在根據。

本書的開篇即從兩者的矛盾寫起：“沈從文很快就清醒地認識到，……必須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為一個無可懷疑的前提接受下來，再來進行寫作。看清楚了這一點，他也就對自己的文學命運有了明確的預感。”很快，矛盾轉瞬間就抵達了頂峰，而這也是沈從文一生之中同時代沖突最劇烈的時刻。他先是在1948年底決定封筆，繼而在翌年二月陷入精神崩潰的邊緣，并且在三月嘗試自殺。自殺是因為他不能在新的階段對前半生的生存模式繼續加以證實。在沈從文的前半生，他所確立的生存模式是：在寫作這一行為中同人間發生真切關聯，進而反思生命的源流，確立此在的意義，規劃未來的道路。然而“時代的巨大轉折壓給他的”，則是對此一模式的完全否定，以及無窮無盡的內心詰難。為此，沈從文只好徒勞地思索“我寫什么？還能夠寫什么？筆已凍住，生命也凍住。一切待解放，待改造”諸如此類的問題。他的自殺，于是也順理成章地發生。

張新穎貫穿沈從文的后半生，恰是以兩者的沖突為線索的。但是在這一線索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派“反高潮”的景象：劍拔弩張的時刻發生在開端，此后便進入到沈從文解決沖突、重建自我的過程。自殺獲救之后，沈嘗試著寫“趙樹理方向”的作品，可是并不成功，至此才放棄了想在文學事業繼續開拓的念頭。然后他又轉向了文物研究。《一點記錄——給幾個熟人》《一個人的自白》和《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傳——一點幻想的發展》這三篇新中國成立后寫的自傳，既有著“遺書”的性質，也冥冥中預示著沈從文“死而后生”的轉折將系于一種新的事業。這便是沈從文所謂的物質文化史研究。上世紀50年代在四川參加“土改”期間，沈從文發現了中國文化中的“有情”這一傳統：“這個情即深入的體會，深至的愛，以及透過事功以上的理解與認識。”這一發現的意義，不僅精準地點出了沈從文前半生文學事業的核心，而且也讓他意識到自己后半生的身與命將所寄何處。質而言之，從文學事業轉向文物研究，看似沒有關聯，其實若在“有情”傳統的觀照下，便是形變而質同的延續。

正是這一點讓沈從文在紛亂的時代里支撐下來。后半生之初的那一精神危機都沒有再次出現。在任何一種境遇下，沈從文皆矢志不移地做著自己的物質文化史研究。種種物質貧乏、身體勞累的磨難，在“正念”與“澄觀”之后，反倒成為了一件苦中作樂的事。總的來看，沈之轉向文物研究，我們與其強調它是“時代轉折的壓力”，還不如說它是沈從文自覺而主動的選擇。誠然，這種事業的轉向是沈從文為了解決兩種關系之間矛盾而采取的行動，但是倘若片面強調“時代因素”，就會忽略了個體主動甚至能動的因素。在張新穎看來，也就“等于變相地承認了時代的力量”。這里的“承認”與事實層面上的證實或證偽意義上的承認無關，毋寧說它是黑格爾“主奴關系”語境中的承認。如果刻意地強調前者，那么沈從文在絕境之中創造力的強韌就會被有意無意地掩蓋，而事實上這種創造力的救贖是沈從文的貢獻之一。他讓今天的我們意識到如下事實：即使是在絕境之中，人也可以選擇不做妥協而另有其他選擇。人依舊有著在廢墟之上重建自我的能力與可能。

我以為，張新穎此書的新意之一便在于此，指認沈從文的后半生不完全是受難的半生，也是被反復摧折而復又重建自我、瀕臨絕境而對絕境加以承擔的半生，“這顆創造的心總是不死，一有機會，就又躍躍欲試起來”。其二，此書的新意在于指認了沈從文個人的“覺醒”與他所從事的文物研究之間的關聯性：“有情”的傳統既是“有情”，也是傳統（歷史）。不同于現代中國關于覺醒的敘事模式，沈從文的覺醒并不以同一生命內部發生斷裂為代價。張新穎認為：“他的‘我’，不是拋棄‘舊我’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經驗一點兒一點兒積累，一點兒一點兒擴大，一點兒一點兒化合而來的，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確立起來。這樣確立起來的自我，有根源，有歷史。”如果說沈從文在前半生僅僅是依賴著對當下身份的源始流變進行追問，從而實現了此在的“覺醒”，那么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就讓他將這種覺醒放在了更大的歷史語境之中，即將個人的生活史移置到了以千年計度的歷史范疇之內。如此一來，沈從文后半生的覺醒便不再依賴于對前半生進行否定，它的合法性在更大的歷史語境中乃是自足的。